摘要:神经元是人脑的基本单位,审美活动首先发端于具体神经元细胞的活跃运动。我们推测,在清代画家李方膺的《风竹图》中,画面上的风中竹叶带来脑内的方向选择神经元和视觉运动神经元的活跃和抑制。强烈的风竹动觉体验和屹立的风竹姿态,连同整个画面意境共同激活了欣赏者关于古典君子人格和画家宦海浮沉人生经历的审美联想。随着越来越多种类型的神经元细胞的发现,在微观还原的层面上,探寻审美活动的实际神经生物过程逐渐成为可能,这将为审美活动的微观物质基础提供科学依据。由此,神经美学研究一方面需要更为精确的实验观测,另一方面需要在实验还原的过程中探寻基于特定种类的神经元细胞活动的相关脑区活动,从而形成从局部神经元的形式审美激活到全局审美情感和意义生成的脑内活动的整体研究。
摘要:神经美学的实证是以其所获得的”脑区“著称的,大脑的区域有着较为集中的功能,在我们的认识活动中“功能”是指某一事物对对象的作用,但其作用并不是由主体决定或导向的。就现有的实证研究来看,这些脑区可以归结为三个部分:奖赏系统、默认模式网络和镜像神经元系统。奖赏系统关系到审美体验的效果——愉悦感;默认模式网络则是审美中自我的割裂与凝合,是审美体验的进入状态;镜像神经元系统则是通过对动作及动作想象的认识实现自我的意义生成。审美体验的发生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囊括了认识的这三个层面。因此,功能的协作关系是在审美体验发生的过程之中的,审美或艺术的本质也不是由脑区决定的,而是在审美体验发生的感知过程之中显现出美与非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差异。
摘要:美具有某些神秘未知且难以言说的特征。当对“美的问题”的探讨聚焦于寻找美的事物的共同特征时,神经科学可从大脑机制层面提供新的研究路径。有研究发现,个体在面对生物性刺激和人工性刺激时,其审美判断的一致性存在差异,但在神经活动层面,两种刺激引发的脑区激活情况却高度相似。即在感受美的刺激时,无论刺激的来源和类别如何,大脑的感觉区域与内侧眶额皮层A1区均会被激活。因此,在神经生物学视角下,美的难以言说的特征在大脑中是由感觉区域和内侧眶额皮层A1区的协同激活所表征的。这些发现为深入理解“美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摘要:中国传统美学追求生命精神,生活本身则是通达这种生命精神的最直接途径。在自然美和文艺美两个维度上,中国传统生活美学塑造了中国人追求修身达道、君子人格的终极审美理想。其中,天地万物是是中国人德育和美育的第一课堂,其美美在自在,美在不经雕琢而生机盎然;闲趣雅赏之美美在自为,美在匠心独运而意趣满盈。由此,中国人对于气韵、美乃至生命,便有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美学的判断和追求。
摘要:“快乐”是古今中外哲人思考的重要内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对快乐和德性的关系都有诸多探讨,对后世产生了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基于《论语》《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文本考察,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快乐思想存在诸多异同之处。在快乐的来源与定义上,孔子认为快乐体现内在超越性,其源于道德又是道德的动力;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快乐与实现活动不可分割,依附于实现活动又完善实现活动。在不同快乐的区分上,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都认识到
摘要:作为西方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灵显”(epiphany)自乔伊斯文学实践发端,历经理论旅行与意义增殖,逐渐形成独特的理论谱系。灵显理论的研究以概念史研究方法为径,厘清灵显理论在西方文论中的生成语境与内涵嬗变,考察灵显概念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语义重构,构建灵显理论的阐释模型。 关键词:灵显;理论旅行;跨媒介叙事;乔伊斯;概念史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般若学与本土玄学的交融催生了独特的美学范式,僧肇的《肇论》正是这一思想碰撞的集大成者。僧肇对“假言”“空”“般若”的哲学阐释及其美学转化是美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部分。僧肇“般若智”理论融合道家虚静观与佛教直观智慧,主张以“无知之知”超越主客对立,实现“物我齐观”的审美境界。这种空寂之美不仅解构了魏晋玄学“有无之辩”的二元框架,更通过“体用即一”的思维模式,将审美活动导向对现象本然状态的澄明观照。
摘要: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蓬勃发展。在文艺界,文学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课题,以工人为主导的文学创作活动随之展开。吕荧以此为背景,深入大连,展开工人文艺批评,为工人文艺的发展指明方向,提供借鉴。吕荧的工人文艺批评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吕荧的自身经历密切相关,同时也深受诗人田间与艾青的影响。其工人文艺批评也显示出真实性、人民性、战斗性的特征。吕荧的工人文艺批评一方面为新时代理解工人文艺与全方位认识吕荧提供了参考,同时也存在过度强调文学反映客观现实,从而忽略文学主动想象的能动作用的不足。
摘要:蒋孔阳是著名的中国当代美学家,并从事过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工作。他于新时期对刘心武《立体交叉桥》的评论是较有代表性的批评文本。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发表后,多获“调子低沉”的否定性批评,蒋孔阳其时的积极评价独树一帜,蒋孔阳与刘心武的通信及文学交往,也是美学家与作家交往的典型。蒋孔阳对该篇小说现实主义描写给予高度评价,其中亦有其美学思想的体现。蒋孔阳立足文本的审美文学批评实践,在今天依然有着启发意义。
摘要:刘述先的处女作《文学欣赏的灵魂》将“人性的光辉”作为审美价值标准。“人性”是刘述先从美学向宗教伦理学转型的关键。“人性美学”是对儒家心性哲理“仁”的创新阐释,实质是“仁性美学”。比较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刘述先“善美终极相连”里崇善抑美的价值取向得以浮现。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国内学界在主体间性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能够实现以“语言”对“人性”的替代,从而解决道德性善先在的语境里美沦为工具理性的问题。
摘要:卖崽青蛙之所以能够得到青年人的喜爱,离不开它奇特丑萌的外显形象、别具一格的叙事设计和关照青年人生存状态的现实内涵。卖崽青蛙独特的外显形象在视觉层面上吸引了青年们的注意力,其喜感与崇高感交织的叙事基调、“小叙事”的叙事策略与平民化的叙事场域,又为青年带来了精神的超越和生命的感悟。同时,作为一种审美现象,卖崽青蛙的爆火一方面展现出了青年对生存焦虑的不安和对情感归属的追寻,另一方面反映了当代青年的审美新趋向。
摘要:“愚人船”是频繁见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艺作品中的一个文学意象。在福柯的思想中,“愚人船”将身体与知识、权力联系起来,它首先象征着空间区隔,以流放姿态为表征,借助水域的力量,对身在其中的“愚人”进行所谓的净化。“愚人船”更以权力话语重新书写身体的在场,以异质性的力量压缩空间与控制身体,利用肉体的驯服性和可塑造性进行安排和征服。“愚人”感受到凝视后,也会自我怀疑从而主动站到他者的位置上,进行自我审判。“愚人船”更是异托邦的隐喻,以镜像模态显示出现代世界理性假面下的疯狂和无序,提醒着社会非理性一直存在某处,在人们的想象当中永远处于敞开状态。
摘要:以书法为路标探勘电影美学是否可能,须先廓清既有研究版图。细察学术地形,现有探索大体沿三条路径延展:其一是设计元素,其二为叙事符码,其三是美学范式。前二者立足影像本体,尚且存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生长空间;而第三重路径实存理论罅隙。在书法“计白当黑”的图式或抽象线条中,难以为影像研究立定切实的美学坐标系。由此观之,书法介入电影研究的有效半径须以可见与不可见作为标尺:在视觉可感性的辩证中,可见意味着“书影融合”的研究基底,而不可见所产生的话题则无从谈起。除此之外,那些强行比附、生搬硬套的玄思妙悟,终将堕入理论空转的迷雾。
摘要:《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的代表作之一,由刘雨霖进行跨媒介改编为同名电影。刘雨霖在原作的基础上结合小说与电影的媒介特色,运用删改以及截取重点的方式进行改造的同时,也保留了原作中对当下人们正在经历的后现代困境的进一步探索,深究现代人们孤独之感的情绪来源。同时,我们从《一句顶一万句》的改编中也可窥见河南地域电影的破圈困境,为豫味电影的发展寻求出路。
摘要: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指出,“文”产生于自然之道,是道之文。他把文的来源归为宇宙神秘力量的降临,给“文”赋予了超凡的力量和权力。“文”之所以被选为力量的载体,是因为语言文字的以下属性:原始思维认为语言具有物质性力量;语言是传递的中介;语言通过命名具有强制性和,是一种权力。这样,刘勰就可以通过“文”赋予圣人孔子及其经典权力。因为圣人能够“取象乎《河》、《洛》”,就拥有了从自然天书那转移过来的力量和权力。刘勰引用自然创生的天书,体现了道教的文字崇拜,但归向的是儒家的用途。圣人的引入使抽象的自然之道变成了有法可循的圣贤之道。“文”的赋权为刘勰构建“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摘要:越剧作为生命很短却充满活力的年轻剧种,凭借卓越改革精神,耗时很短便成为全国性剧种。袁雪芬是越剧改革中的里程碑人物,为越剧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越剧改革的核心是剧目改革,旨在反映社会变革,探索人性,弘扬正义。改革举措包括传统剧目的再编、编演新剧目以及移植其他剧种的优秀剧目。通过清除传统剧目中的不良因素,提升思想格局和美学意蕴,越剧实现了长期存续和蓬勃发展。通过1942年到建国前的剧目改革,越剧的艺术形式得以革新,整体风格逐渐形成,精神内涵也彰显出来。
摘要:怀郴是河南省古老而稀有的传统性地方戏曲剧种,长期流传于民间的一种小戏,‘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唱腔慷慨激昂、表演粗犷奔放、念白通俗易懂、榔子节奏明快晓畅,在演唱、表演、音乐等艺术上都彰显了与众不同的民间艺术特色和别具一格的“怀文化”魅力。焦作市武陟县冯丈村是怀椰的重要传承地和保存地。本文以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冯丈村为田野点,以稻花香剧团为调研对象,对该村民间小戏“怀棚”的历史起源、自然根脉和艺术特色做置身其中的调查挖掘和多维审视的探析研究,深剖其本土特色鲜明的历史起源、“怀文化”厚重的自然根脉和多元浑融的艺术特色,致力于用对非遗的审视与传承助力文化强国的发展。
摘要:清代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计白当黑”理论的提出,是有其中国哲学传统的,源于中国古人对宇宙、黑白的认识。此理论用于篆刻,则为邓石如“计白当黑”篆刻理论。中国哲学精神体现在篆刻艺术上,涉及到“虚实”“人天”两个关系。篆刻方寸之地有实也有虚,以虚为实,虚实相辅相成,布局得当,色彩分明。留白可保留无的空间,是向无的“复归”,向无的“致意”。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印人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印人要顺天、尊天,以自然为师,且在创作中能够达到像天那样自然无为的状态。
摘要:云冈石窟作为中国佛教艺术的瑰宝,其佛造像艺术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更是佛教艺术与中国传统雕刻技艺的完美结合。文章旨在深入解析云冈石窟佛造像艺术的独特魅力,并探讨其在油画创作中的再诠释与转化,展示出云冈石窟佛造像艺术在当代艺术实践中的新视角与思考路径。
摘要:“艺术终结论”作为当代中西方美学与艺术理论界的重要议题,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下引发了深刻的思考。该理论起源于黑格尔和丹托的观点,认为艺术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终结或转变。在中国,这一理论的实际产生和影响主要是在19世纪之后,伴随着中西文化的不断交流融合,中国艺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艺术终结论并非指艺术完全消失,而是以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如科学进步导致中国艺术本质的变化。本文从“艺术终结论”思想内容变化视角,简要剖析了艺术的本质与发展,探讨了该理论所衍生的问题,以及对当代中国艺术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艺术终结论;本质;发展;中国当代艺术
摘要:《哨遍·和东坡韵,柬答蘋秋》是张伯驹写给胡蘋秋的一闋词,抒发自己对于知音的难分难舍之情。本文首先从移情论的角度分析本词的情脉,梳理词人从狐疑不决到坚定不移的转变过程。其次,依据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文论的方法,分析本词的意脉,辨析词中正反双方的二元辩证过程。最后,依据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分析词人的精神自我救赎之路,分析词人实现心理平衡的方式。
摘要:较中国新时期戏剧题材的小说,2018年出版的《主角》成功地对当代文学中青衣形象进行了“去悲剧性”的重塑,改写了青衣一直以来的宿命,建构了优秀传统文化和女性青衣之间化育与赓续的新型关系,同时体现了陈彦的文化自觉及独特的女性观,诠释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深刻意蕴和文化指向。 关键词:陈彦;青衣;主角;传统文化;女性观
摘要:李司平的小说集《流淌火》通过写实主义手法,塑造了充满生命力的生活化英雄形象。在他笔下,“英雄”这一概念已突破传统意义上为国家与民族利益牺牲生命的群体范畴,转而向更具现实维度的形象拓展。这些人物既存在性格缺陷,亦历经情感与婚姻困境。其日常生活化的书写虽消解了神话式传奇色彩,却未削弱英雄本质,反而通过人性化与世俗化的呈现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性与感染力。文本将以人物形象为切入点,结合叙事学与符号学等理论,剖析李司平如何通过转换叙事空间及运用意象符号,实现英雄书写的日常化转向,并进一步阐释其文学意义。 关键词:李司平;流淌火;生活化英雄;英雄情结
摘要:艺术正义是指在故事性作品中,通过社会现实创造出典型情节和人物来体现正义的价值观。“盆儿鬼”故事中的完全艺术正义以极端且超验的形式呈现,这种艺术正义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文章以元杂剧《打打铛铛盆儿鬼》、明说唱词《新编说唱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京剧《乌盆记》为例,不仅确证了不同时代社会大众对社会现实正义的需求,也体现出了在不同社会背景之下,“盆儿鬼”故事的艺术正义层次正在逐步发生更迭,而且产生了追求社会正义之外的其他社会意义。
摘要:网络电影的发展影响着中国电影类型化的进程,网络媒介使得中国惊悚电影再次回暖。在当代语境下,惊悚网络电影成为了质询时代人心、直戳社会症候的文艺载体。本文从悬念设定、影像语法和惊悚符号三个角度探究了网络惊悚电影以及惊悚电影文本生成的深层机制,厘清了叙事手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惊悚元素的共生内涵,加深了对“惊悚”的意义升华理解。本研究旨在推动中国惊悚网络电影在追求成熟叙事技艺的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结合并实现创造性转化,完成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向奔赴,在揭示心灵疮疤与社会症候的过程中深入根源并辅以良药。 关键词:网络惊悚电影;叙事;悬念;视听语法;传统民俗文化
摘要:杜琪峰作为20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香港电影市场产出量极高的作者导演,受经典好莱坞时期作品影响极深,其影片《放·逐》中也存在着经过西部片美学洗礼的独特痕迹。这种西部片美学范式侵染下的所产出的黑帮片,是东西方电影文化交汇贯通的重要标志。文章将以结构主义视角去分析杜琪峰影片《放·逐》中是如何在“黑帮”片美学程式中演绎出极具西部“牛仔”情怀的香港社会空间。
摘要:2024年国庆期间,一部以红军长征为主题的微短剧《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以下简称《我在》)上线抖音平台,主旋律题材与奇幻微短剧的结合使得该剧的评价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态。文章借助詹姆斯·费伦修辞性叙事理论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我在》通过系统文设定和不可靠叙述创造出节奏快而情感强烈的叙事进程,以之吸引观众注意和观看;而微短剧快感消费的商品属性与主旋律题材的严肃性之间的适配性问题导致了短剧的部分负面评价。总体而言,《我在》所引发的争论恰好证明了微短剧在思想传递和艺术创作方面的巨大潜力。
摘要:电影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视觉媒介,中国早期电影中的脸部特写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研究以《神女》《新女性》及《十字街头》为主要案例,运用量化分析与文本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展开。量化分析发现,脸部特写在性别分布、情感强度上差异显著,女性特写占比高且多展现女性的痛苦挣扎,底层女性特写凸显“女性身体 旧中国苦难”的隐喻。文本阐释表明,特写可将情绪具象化,还揭示了性别权力结构及女性解放困境。该研究为早期电影语言社会性研究提供新范式,也为审视历史影像权力结构提供批判性视角。
摘要:中华文化,应“运”而生。站在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脉发展史的高度予以审思,大运河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能够以“时间性”与“空间性”为基本肌理,完整勾勒出大运河所承载的人文风情、地理物候、经济发展与国家话语。大运河题材纪录片是书写运河形象的重要载体,以影像的力量抚触历时与共时、时间与空间、宏阔与精妙。基于此,文章以2014-2024十年间的大运河题材纪录片为研究对象,从时间漫游、到空间停泊、再到时空游憩三个向度阐释大运河题材纪录片中历时与共时的活态演绎以及时空维度下的历史、文化和经济之话语体系。 关键词:大运河;时间与空间;历时;共时;话语
摘要:本文旨在以触感影像理论为框架,重新解读娜丁·拉巴基反战题材电影中的感官策略。文章首先从“触感影像的连接与分离,何以触动观者的心?”问题出发,探讨触感影像如何触动观众的心灵,引发情感共鸣。然后从“影像纹理”的微观感官共振到“感官场域”的宏观空间互动,揭示导演如何通过身体感知的层次化设计,将中东的战争创伤转化为一种全球观众可感可知的共通经验。最后本文论述了拉巴基作为女性导演在男性主导的战争叙事中开辟的话语路径即通过身体性、联觉性与情动性的交织,将黎巴嫩底层儿童的生存困境转化为一种可感知的“触觉现实”。本研究既是对传统反战题材电影分析的补充,也是对电影作为多感官媒介的探索。在娜丁·拉巴基的镜头下,电影不仅是记录现实的工具,更是以触感为纽带,缝合个体伤痛与集体记忆的艺术行动。
摘要: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凭借其独特的视觉效果、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复杂的角色塑造吸引了观众。文章聚焦于电影中的反派申公豹这一角色,探讨其如何在传统的“魔”与“道”之间架构出复杂的情感和形象。申公豹这一角色在影片中的解构与重构,既打破了传统反派角色的单一化设定,又通过情感深度与心理冲突演绎出更加丰富的人物层次。文章通过分析申公豹的角色构建、情感共鸣和反派的现代趣味,探索其如何突破了经典反派角色的形象,成为具有悲剧色彩和多维度深度的现代反派角色。
摘要:新生代导演魏书钧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在华语电影界崭露头角。他的作品不仅充满现实主义色彩,更具备浓厚的“元电影”特质,将电影制作本身纳入叙事体系,探索电影与现实的边界。《野马分鬃》《永安镇故事集》《河边的错误》三部作品,不仅呈现了导演自我成长的影像轨迹,也在文本层面构建了自我指涉与观众共鸣的互动空间。文章尝试从魏书钧的“元电影”创作手法出发,解析其在影像表达、叙事策略以及文本互文性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