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抒情诗千变万化,但最基本的情调还是忧伤(sadness)。抒情诗属于忧伤的奢侈。其奢侈特性主要有三:不受极端情绪(如恐惧、愤怒等)的干扰,处境相当不错;主体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能够以诗意的眼光看世界;有充裕的时间,没有紧迫感,可以慢悠悠地体验长长的忧伤。诗人一般要避免极端的情感,也不应该描写过多的快乐,应该让读者在惬意的情景中奢侈地享受慢悠悠的忧愁。
摘要:《汉密尔顿》作为当代新兴音乐剧的代表之一,其创作特色与观众的审美心理结构及其依托的审美功能脑区具有对应关系,助推该剧自首演后屡获佳绩并广受观众好评。《汉密尔顿》中的主导动机贯穿故事的不同发展阶段,通过不断调控观众的音乐期待引发审美情绪嬉变,主要涉及伏隔核等脑区的激活。不同于以往的音乐剧,《汉密尔顿》将传统美声唱法与说唱、爵士等流行唱法融合使用,多重唱法贴合观众的审美偏好,更易经由触发奖赏系统的神经回路唤起审美愉悦体验。此外,《汉密尔顿》中音画一致的创作构思将视听觉结合,刺激多感官通道共同作用于镜像神经元系统,强化审美共情反应。
摘要:马克思主义体验美学是对王朝闻美学较为中肯的界定。这样一种界定意在强调其区别于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以诗性感悟的话语方式建立起来的体验式美学的新形态。作为一个艺术家出身的美学家,王朝闻以“审美的情感体验”为核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进行了审慎分析,并形成了独具匠心的美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体验美学。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生发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古典美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经过创新性发展铸成的典范。王朝闻的马克思主义体验美学体系,涵盖了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的重要规律,对于新时代建设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和营造健康的评论生态有着重要的启示。
摘要:西方哲学开启“语言转向”后,布朗肖以独特思维将语言、死亡、事件进行同构,推动了事件语言化进程。他的精神与现代艺术精神相通,批判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提出文学语言应回归自身纯粹性,承担揭示事物“缺席”真相的责任。其次,在他独特的死亡观中,他将死亡视作逃离主体掌控范围的“空无深处”,而死亡与叙事都拥有这一颠覆性的否定性力量,在叙事中扭转在场,使“自我”成为“他者”。最后,事件在布朗肖理论中,与死亡、语言同构。死亡作为终极事件避开了日常形式和结局,具有断裂性和不可预见性。叙述者面对事件时,如同面对同死亡一样的“空洞回忆”,其中的主体被抽离意义,在不断的生成和流动中走向虚空,在悬置中等待意义的最终到来。布朗肖理论虽晦涩且有一定形而上学色彩,但他的思想推动了“事件的语言化”进程。事件呈现出流动与敞开的本体论特征,使文学成为一种“没有文学的文学”,即消解了传统文学定义却又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文学的可能性。这为对文学本质的重新叩问提供了思路。
摘要:文章以“想象世界构建”(Imaginary World-building)的符号语义学争议为切入点,揭示其所映射的本体论认识上的理论分野。基于托尔金的本体论原则,研究论证想象作为准创造(subcreation)实践的具体方式与亚里士多德式的“动力因”,是人类世界观生成的元认知机制,更是人类世界观内容的重要源头;而构建本质上属于知识论统摄下的系统性框架,其认识论模式与人类处理超周围世界的模式同构。同源性提供世界构建的合法性,同构性提供世界构建的合理性。文章依照托尔金本体论原则提出理论模型。中国当下在IP宇宙之后寻找新发力点的迷茫,正是想象世界兴起前的制度性蟄伏阶段。深化世界建构理论研究,不仅能够为叙事学提供新的分析框架,更将推动文化产业突破“背景化世界观”的认识窠白。
摘要:康德的哲学与美学思想对宗白华的美学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康德思想的研究贯穿了宗白华的一生。宗白华的美学思想处处显露着康德的影子。宗白华对康德提出的“纯粹形式”既肯定又否定,他认可艺术的“形式”对审美主体美感产生的作用,但他不认为艺术使人产生美感仅仅依靠“纯粹形式”。宗白华越过“纯粹形式”注意到艺术内容所蕴含的“生气”,他认为艺术美是和谐的形式与富有生气的内容共同作用的结果。宗白华在对康德思想的肯定、反思和批判性探讨的过程中建构了自已的美学理论体系。分析宗白华对康德美学思想的评述,研究宗白华对康德“纯粹形式”在不同时期的态度,有助于人们更进一步理解宗白华美学思想的丰富内涵。
摘要:东普以来,以“绘画对象”为核心的绘画理论分化出人物画论与山水画论,人物画论强调“以形写神”,山水画论注重“以形写形”与“以形媚道”。由于人物画论与山水画论在理论诉求上的差异,画论家们难以建立起统一的绘画批评。随着人物画论与山水画论的不断发展,部分画论家意识到“画家”在形神沟通、形道沟通中的重要性。通过倒置形与神、形与道的关系,张彦远提出了“意在笔先,画尽意在”的理论主张,认为画家可以通过“意”的理论追求来实现“合造化之功”的与道通融与“假吴生之笔”的传神写照。一方面,“立意”发展了“以形写神”的理念,要求画家同时关注形似与神似的统一;另一方面,“得意”发展了“以形媚道”的理念,要求画家进入户外写生并锻炼凝神构思的能力。通过建立起以“画家”而非“绘画对象”为核心的绘画批评,张彦远有效调和了人物画论与山水画论的理论分歧,并对“画家”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要求。最后,张彦远提出的画家之“意”使画家的重要性得到凸显,为重新界定“画”的内涵提供了动力,还催生了如何理解画家之“意”的理论问题,并为石涛反对明末清初缺乏画家之“意”的绘画困境提供了理论来源。
摘要:纳尔逊·古德曼“完美赝品”理论的提出使赝品问题成为西方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要想透彻理解这一理论必须了解其提出这一理论模型背后的支撑逻辑,此即古德曼艺术思想中包含的三条主线:提出以“指称”为核心概念的艺术符号论否定了传统艺术再现与相似性的关联;立足于艺术的敏感性与充盈性提出艺术构造世界的现代唯名论思想;引入时间因素以反对艺术本质论。古德曼的这些艺术思想契合了后现代语境下的艺术现状,使其成为与艺术对话的重要阐释者。
摘要: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卡斯蒂廖内在其著作《廷臣论》中对西塞罗《论演说家》的解读,尤其是他对贵族身份与“优雅美”的独特见解。通过对卡斯蒂廖内论证风格的分析,揭示其对贵族出身与优雅关系的重新定义,以及“sprezatura”(一种漫不经心的优雅风度)概念的提出如何模糊了贵族身份与个人努力之间的界限。
摘要:关良的戏画形象作为充满叙事意味的艺术作品,其叙事生成问题不容忽视。关良戏画作品的叙事性在皮尔斯的“符号三角模式”观照之下,形成了由文生戏、由戏生图的叙事生成机制,在这两个阶段的基础上“以图生意”,通过“最富孕育性的顷刻”扩大了其内在的叙事容量,正式构建出关良戏画作品的叙事意义。
摘要:在古代中国,人们观察到蝉从地下爬出,蜕去旧壳,展翅高飞。这种神秘的自然现象勾连着古人对于不死的渴望,象征着生命的重生和不朽。从玉器到青铜礼器,再到汉代蝉冠,千百年来,蝉纹这一艺术图像始终与“礼”挂钩,体现着古人超越尘世束缚、追求精神升华的希冀。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蝉”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和社会历史内涵,一方面,蝉的清高、纯洁和超然物外的特性,使其成为儒家君子品德的象征;另一方面,“复育”“转生”等与道教追求长生不老、佛家轮回理念相契合。在《西游记》中,玄奘前世“金蝉子”形象的塑造就是这一象征意义的文学体现,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深刻影响在“金蝉子”上得以凸显。
摘要:自电视剧诞生以来,文学改编剧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学改编剧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通过梳理文学改编剧的现状及问题,主要分析了其在内容创作、作品形态、视觉艺术、制作模式等方面的创新路径,并对其传播策略也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多平台整合传播、跨领域联动传播、线上与线下融合传播等。通过上述分析和研究,旨在为文学改编剧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
摘要:以视觉话语对《醒俗画报》进行考察,即将《醒俗画报》放置于特定的社会语境当中,对其视觉主体、视觉客体和观看之道形成的语境进行阐释。画报当中的视觉主体体现为多重主体的重合,特别是画报塑造的“旁观者”,事实上是媒介自身的想象性再现;画报的视觉客体体现为事件当中的人物,画报重在展现新闻事件的结果而非过程,体现了办报者对当下“陈规陋俗”的关注、批判和改良意图;作为技术前提和基础的石印技术参与建构了画报的图像风格,并在图文关系的重整中赋予了视觉重塑主体和改造社会的建构性力量,是人类认知和把握世界方式的转变。
摘要:民俗文化作为民间自发形成并世代传承的生活文化形态,承载着地域群体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基因。统编版初中《语文》八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以“民俗文化”为主题,选编《社戏》《回延安》《安塞腰鼓》《灯笼》四篇经典文本,系统呈现了社戏、信天游、安塞腰鼓及灯笼等典型民俗事象。通过对四篇课文分析发现,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具有三重教育价值:其一,构建多元文化认知图式,深化学生对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其二,激活情感共鸣机制,培育文化认同与生命敬畏意识;其三,搭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桥梁,强化民族文化传承自觉。这些价值维度共同服务于中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与文化自信的建立。
摘要:雷剧演出剧目历经四个阶段:初创期多搬演剧目,发展缓慢,以《断机教子》为代表;建国后,受全国戏曲改革运动影响,逐步规范化并迅速发展,以《李三娘》《雷州烽火》为代表;改革开放后,剧目数量、演员技艺和理论体系建设等方面显著进步,典型剧目为《陈镔放犯》;新世纪以来,雷剧依托政策与从业者的努力,克服剧团改制与新兴传媒等挑战,不断创新剧目、培养新演员,雷剧实现从量化增长向内涵提升的转型,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代表剧目有《梁红玉挂帅》《岭南圣母》。上述发展脉络不仅揭示了雷剧的演进轨迹,也为理解中国地方戏曲的整体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参考。
摘要:潮剧戏文《苏六娘(散集》收录六出口述戏文,其中“继春偷楼”和“官桥待别”较为独立,其余四出多有交叉。“桃花递书”与“六娘思夫”部分内容高度重合,关系密切;可以看到戏文在流传过程中,曲文的用词、语句容易发生变化,文句的先后顺序也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六娘想思”包含“六娘思夫”和“上门相疑”等部分的情节,但同中有异,详略不同,应是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因此,散集不宜作为一个整体与明刊潮调戏文《苏六娘》和潮州歌册《苏六娘》的情节进行比较。
摘要:魏晋时期,手卷的出现影响了叙事图像的叙事机制。文章试以山东嘉祥地区的武梁祠列女故事画像石与魏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手卷的现存摹本为研究对象,以作画载体的更迭为切入点,从列女图像的时空建构、构图表达、图文互释等角度进行分析,探寻列女图像叙事机制的变更对图像精神意义传达的影响,发现魏普手卷中的列女图像更侧重于展现女性自身的智慧及美好品质,借由该现象,文章也尝试讨论魏晋时期文化、艺术及思想领域均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原因。
摘要:20世纪中叶的中国人物画创作,经历了一场以“生活转向”为核心的美学革命。中国人物画现代转型呈现三重维度:一,田野调查机制重构了艺术家的感知方式,使“肉身在场”成为创作理念的核心;二,“人景并重”的视觉图式实现了山水传统与人物叙事的辩证融合,构建起连接古典美学与社会主义美学的符号系统;三,乡村题材作品通过空间符号的意识形态编码,完成了从农耕文明意象到现代性话语的视觉转译。这一时期的人物画创新并非孤立现象,而是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文艺政策与传统文化基因共同作用的产物,魏紫熙的个案恰为理解艺术创作机制与社会转型的互文关系提供了典型样本。
摘要:宋之问、刘希夷诗案,一定程度上对《代悲白头翁》进行了宣传,有力推动该诗传播,甚至提高了宋、刘知名度。该诗名联“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具有深刻哲学意味,有“一”和“多”、常与变、动和静三个层面哲学意蕴。全诗分为三个层次叙事,刘希夷以第三者视角时而旁观,时而参与其中,不同叙事身份的变化,呈现出诗歌“悲”之情愫既发自老者又发自作者,表达刘希夷借老者之“酒”浇自已心中“块垒”的深意。全诗具有“花”意象借喻功能、不同叙事角度转换、对比叙事直观描写三个主要审美艺术特征。
摘要:周晓枫作为著名的散文作家,近年来转向了儿童文学创作。她在新作童话《小门牙》当中通过七个“叙事单元”展现小精灵“小门牙”不断突破自我、走向成长的过程。童话以孩童的目光来反映成人文学极少触碰的角落,这就使得她的童话具备了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多重意义的对立撕扯,在对立撕扯当中又达到了统一的效果。语言上,周晓枫童话延续了散文写作的特点,在华丽繁复的修辞当中,呈现出对立交织的语言碰撞;形象上,塑造了蝙蝠、海象、小门牙等意蕴丰富的角色,通过这些角色潜移默化地回答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疑惑与困境;意蕴上,在多重梦境的背后探究美丑相容、笑泪掺半和明暗交界对立统一的主题表达。
摘要:从诗画关系的角度考察,黄景仁的题画诗在内容上可分为三类:一是描摹画境,细致入微;二是因画生情,以画寄情;三是题画为媒、交游唱酬。在创作特征上,黄景仁的题画诗不仅以绘画的视点入诗、以想象与夸张呈现画面动态,还表现出“清”的诗画审美意趣。黄景仁题画诗中多用议论,表达了他对诗与画、书与画之关系的认识,体现出诗画理论的融通,亦反映出明清盛行的“画学书”的风气与以董其昌对代表对苏轼“诗画一律”的反驳。
摘要:迟子建的笔调始终氤氳着温婉宁静的氛围,温情的叙述和对北国荒原想象性书写相结合造就了文学的精灵。受萨满教的影响,她对人的灵魂也有独到的认识,关注现世生活,渴望生魂的复归本原;穿越生死界限,完成对亡魂的安憩;精神返乡与反省,实现自我灵魂的修复。在迟子建的一篇篇叙写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她对理性的追踪,对人性的审视,对生命的关照。从《北极村童话》中的怀旧情怀到《最短的白日》中的现实反思,体现了迟子建作为一个顶级作家艺术选择的灵活及思想的广博,背后所隐含的文学话语是对人的灵魂的终极关怀。
摘要: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深刻探讨了当代中国动画与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契合性,影片通过展现唐代的市井生活与社会风貌,引发观众对历史真相、文化传承的深刻反思。该研究基于文化记忆理论,探讨《长安三万里》中李白形象的当代性重构,在跨媒介视角下分析如何在动画电影中保持历史内涵和情感共鸣,以激活和传承中华文化记忆,寻求角色塑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性,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语境下的视觉化可持续转译提供理论基础。
摘要:作为爱情电影的现象级佳作,《我爱你!》聚焦于当前老年群体被集体漠视的情感需求与生存窘境。影片通过“感知一情感一行动”的情动序列,结合时间晶体的多重凝结形态,在运动与时间的影像叙事中,探寻个体在时间流转中的情感境遇、行为动机与精神诉求。借助于德勒兹的“运动-影像”与“时间-影像”理论要义,并诉诸身体、情感与记忆的哲理化书写,影片赋予老年人的身体经验以独特的可感性。这一影像实践既使观者触达对当下生命存在的情感与时间之思,同时,更在叙事层面拓展了运动与时间在影像哲学中的思辨空间,赋予影像多重奏的可能。
摘要:江南影像作为目前中国地域电影研究的重要面向,既蕴含了浓郁的江南文化,又同时具有自然江南的前景呈现,也继承了中国电影史发展中所蕴含的“江南”情结。顾晓刚导演作为新生代青年导演的代表,创作的江南影像《草木人间》极具独特的地域影像类型化的美学特质,既与他此前的山水电影系列创作形成了差异较大的类型化风格,也体现出了新世纪江南影像美学风格的新生成。通过梳理中国江南影像的史学生成,探寻新世纪青年影人的江南影像创作,结合“杭州新浪潮”,在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视角下,分析当下江南影像的类型化风格及其存在的困境,以期找到一条地域影像研究新路径。
摘要:随着中国在世界各方面影响力的提升,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已经越来越重要,出海电影作品是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从《哪吒之魔童降世》和《流浪地球》两个经典出海电影案例出发,对出海电影作品如何在故事情节设计方面讲好中国故事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通过经典出海电影作品如何在故事情节设计方面讲好中国故事的论述,反映出讲好中国故事与出海电影作品故事情节的密切关系,进而就出海电影作品如何通过故事情节设计来发挥积极作用等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证。
摘要:在第五代导演序列中,黄建新属于不走“寻常”路的一位。其创作之初便将视角放至当代都市,持续表达着对都市景观及景观中个体的关注与思考。其影像特质表现为先锋和实验性,早期作品被冠以“黑色幽默”“荒诞”“寓言”等标签。虽然自2009年后,黄建新转型至主旋律商业大片的创作,但其早期电影中所呈现的美学特征仍值得当下电影人探析和解读。其中,象征主义无疑占据其美学体系的重要地位。正是这些充满隐喻性的视听表达,才成就其看似荒诞实则寓意深刻的艺术风格。
摘要:自 2021年河南卫视春晚火爆出圈开始,河南卫视陆续推出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为融媒体时代传统文化节目的创意创新开辟了新思路。分析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创意叙事逻辑,探究其场景传播的几种方式:情景式场景的还原再现、交互式符号化的场景体验和虚拟话题场景的记忆建构,可以为电视节目制作者带来启发。文化类节目应在立足中国优秀文化丰富内涵的基础上,以现代技术赋能节目表达,在不断开辟创新路径的过程中再创文化传播新篇章。
摘要:电视文化节自不仅是唤醒受众记忆的渠道,也是建构公众记忆的桥梁。央视热播的传统文化类综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优秀代表。该节目通过影像呈现的方式复现古老的文字内容,创造性地活化文化典籍,传播效果良好。文章从典籍故事出发,从共时性与历时性角度探讨节目的影像表达,进而分析符号空间、艺术意蕴的叙事逻辑与美学价值,促使观众实现自我认同、情感认同,以期为文化类节目提供新的思路。
摘要:王人美自 20世纪30年代伊始便活跃在银幕上,在此后30年里一直出现在受众的视野之中,期间王人美塑造的银幕形象与社会的沉浮的觉悟有着巨大的关系。王人美的银幕形象变迁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1931至1934年,王人美凭借天赋与遇到蔡楚生、孙瑜等导演的机遇展示了富于“活泼”的银幕形象;其次在1935至1947年,王人美接触到左翼作家田汉、夏衍,同时也因体会到动荡年代的流亡,进而决心多为抗战事业作斗争,而在这一阶段饰演充满“进步”特征的女性形象;最后在1950至1962年,随着王人美的年龄增长与新时代社会需求,王人美从主角转向配角扮演,以“稳重”的女性形象来安抚、鼓舞人民群众。
摘要:邵艺辉导演的新作《好东西》,延续了《爱情神话》中女性议题的书写。本文主要分析影片《好东西》试图超越单一的二元性别对立,挑战电影叙事中的男性主导模式,呈现女性的主体性与多样化表达。同时,传统的“有意义”标准被质疑和重构,新的亲密关系与家庭结构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崭新的视角,通过幽默与温暖的方式讲述女性故事。
摘要: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孤独与异化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典型问题。德国著名导演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的影片《完美的日子》以日本一名普通厕所清洁工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呈现了个体如何通过自由选择、劳动的喜悦以及对自然的感悟,逃离现代化的束缚,重建自我价值。文章从存在主义哲学视角出发,结合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探讨主人公平山在高压社会中的精神选择。影片通过树影、阳光等自然符号以及平山的劳动细节,表现了对存在主义哲学的艺术化呈现,同时反映了现代社会异化问题的普遍性与解决的可能性。文章结合电影语言与哲学理论,为探索电影叙事的哲学表达及其社会文化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对现代社会中焦虑与迷茫的个体给予一定的现实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