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球经济开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负面冲击和挑战。中国继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做出大国贡献,需要进一步探索能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方案,以全球供应链合作推进世界共同开放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全球供应链合作是各国发展经济和应对挑战的重要手段,是各国的普遍愿望和共同选择,也是当前合作实践上的重要议题。全球供应链合作在推动全球共同开放中有着深层次逻辑。全球贸易政策的协调、技术创新与标准统一、加快信任机制
[摘要] 以主动对标为特点的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来促进改革深化,是我国在新时代以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新路径,是进一步拥抱全球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举措。提升我国国际合作中制度型开放能力,一方面要把握国际高标准规则的共性,另一方面要把握我国以往对标国际规则体系的改革发展经验,实现共性与个性的合理结合,从数字经济及贸易、竞争政策和反垄断、产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环境保护六个重点领域
[摘要] 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的重要决策,目的在于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基于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研究发现,发挥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产业升级,以及通过制度创新增强国际规则适应性,构建了中国在国际合作中不断提升开放能力的逻辑。结合自贸试验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等实践,进一步提升开放能力,需要强调深化制度型开放
[摘要] 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我国制度型开放能力,是新时代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必然选择,是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启制度型开放的探索与实践,并在制度学习、制度对接、制度供给和制度竞争中稳步提升制度型开放能力。新征程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把进一步提升制度型开放能力作为重要着力点,围绕深化国内体制机制改革、深耕自贸试验区创新试验田、推进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积极
[摘要]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国新时期的重大战略部署,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劲动力和活力。作为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的有机结合,数字贸易成为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新引擎。数字贸易通过扩充开放型经济发展空间推动更大范围对外开放,拓展开放型经济市场边界推动更宽领域对外开放,革新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赋能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与此同时,我
[摘要] 服务业开放能力事关国家治理与发展水平。我国在服务业市场准入、服务贸易、服务业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然而,“准入后”的制度性壁垒仍然突出、开放的系统性集成性政策创新不够、与服务贸易发展的协同联动还需加强等诸多因素掣肘我国服务业开放实效。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美西方的脱钩断链、打压制裁对我国服务业开放合作构成严峻挑战。同时,全球服务业高水平开放深入推进、数字服务贸易
[摘要] 利用DESTA数据库对2002—2020年间RCEP成员国FTA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深度进行测算,并测度其深度变化趋势,发现诸经济体在规则制定和实施上凸显的不同特点,缘于RCEP成员国在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平衡多重因素。RCEP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开放性、灵活性、渐进性、包容性等优点,但与TPP、CPTPP、欧日EPA、USMCA等高标准FTA的争端解决机制相比,尚存在规则深度有限、覆盖范围偏
[摘要] 我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自己的产业优势、路径优势、主体优势、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同时,也面临重大和前沿科技领域处于追赶状态、企业要素配置能力不强、落后产能转型难度较大、地方竞争导致合成谬误等问题。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更加注重自主创新、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深化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产业转型
[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底层技术不断进步和上层应用不断扩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已经进入快车道。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日韩人工智能产业合作意义重大,可以提升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生产网络国际竞争力,更好维护有利于三国发展的全球化环境,丰富三国经贸合作场景,更有利于政治互信和民心相通。中日韩经贸投资已经深度交融,三国人工智能应用市场广阔,人工智能产业具有互补性,企业之间合作积极性很高,未来人工智能产
[摘要]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方面具有一系列优势,同时也面临不少现实挑战。分析全球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发展趋势,梳理其主要经验,可以从人才流动制度、人才发展评价、人才引用机制、人才中介服务、人才职业资格、人才发展环境六个方面,提出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思路,为加快建设
[摘要] 近年来,美国政府推出所谓“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导致劳工条款扭曲,背离国际劳工标准,严重阻碍了缔约国各方的执行意愿与合作动力。其目的除了回应其国内政治诉求,对提升国内与国际劳工治理水平根本无益。我国应高度警惕美国做法的背后逻辑与危害,在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进程中,主动降低贸易与劳工议题带来的潜在风险,力主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协调与指导下,坚守国家劳工标准与实践的自主性,弱化经济制裁与劳工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