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来到2025年,已驶过四分之一的篇幅。人们所谙熟的各式历史分期,犹如时间的魔术师,变换着不同的诉求、立场与未来想象。2024年11月1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新时代 新文艺 新作为:十年来文艺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为分期时段,及时总结文艺经验,积极展望发展方向。本刊以“特稿”刊发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周庆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编者按: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十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多彩形式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图景、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新的文化业态和演艺形式不断涌现,文化艺术各领域成果斐然。2024年11月1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新时代 新文艺 新作为:十年来文艺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来自各高校、研究机构和文艺管理部门的专家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了。十年来,在讲话精神引领下,我国文艺事业得到蓬勃发展,文艺理论也有很大推进。这里,我结合自己的科研活动,谈一点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论述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系的体会。 总的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创了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这篇讲话以及由此发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从大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格局看,有过两次重要经历,分别是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传入。 第一次经历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主要任务,这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奠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受当时学习苏联的政策形势影响1,理论往往直接脱胎于经典作家和苏联理论家的文字语录2,偏重文艺
摘要:在艾芜1947年的小说《田园的忧郁》中,那个看风景的叙述者似乎主要眷恋的是中国古典的山水传统,是以身在画外、与画悬隔的方式来刻画风景和淘写情操,扬弃了与佐藤春夫密切相关的忧郁。一旦要重新桥接人与风景的关联,借力的也是社会关怀和集体政治叙述,叙述者动用的“我们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更像是将沃野千里的山川风景放置在“我们”眼前的桥和窗。正如左翼作家大体上是以扬弃自我的介入方式进行写作实践一样,艾芜
摘要:1943年,陈家康、乔冠华、胡绳、茅盾在重庆集中发表了几篇以重树“生活态度”为核心的文章,以反思战时作家生活态度为契机重塑“新文化”运动,使重塑本身成为革命话语建构的一部分。“启蒙”既是左翼文化人重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话语资源,也成为重塑时的某种限制。乔冠华等人以“生活”为切入点,使启蒙从理论落脚于现实,但自我经验与个体性仍不可避免地成为“大众”的掣肘。在“启蒙”话语已逐渐不再是重塑“新文
摘要:七月派悬而未决的历史话题之一,是其何以拥有强大的历史黏性,在长达50余年的政治文化激荡中保持高度的思想统一和组织团结。为此回溯问题的起源,即面对七月派来路的历史审定时,首先应跳出《七月》成派——“七月”成派的简单视野,从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现场和文学生态中寻找个体/群体自主入派的动机,重新思考七月派生成、展开、扩张的历史逻辑。“导师结构”和“青年聚合”现象即是其中的重要入口,在“场”与“代
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乡村世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近40年来的小说创作中,许多优秀作品都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生活的现实,张炜的《古船》、关仁山的《日头》、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等长篇小说,面对乡村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通过塑造“思考者”形象,表达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深刻甚至痛苦的思考。这些作品中的“思考者”既是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又具有超出其
摘要:从2015年开始,“铁西”叙事引得了文坛的广泛关注,董宝石通过戏仿的方式提出了“东北文艺复兴”。这一提法得到理论关注,这种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文艺现象及其命名与“新南方写作”“新北京写作”等共同构成了文艺界的众声喧哗。然而将这一文艺现象命名为“东北文艺复兴”的妥帖性也遭到诸多质疑,如何理解“东北”,如何理解“复兴”的对象,成为需要厘清的问题。“东北文艺复兴”中的“东北”并不仅限于地域和时间上的指
摘要:重回“新东北作家群”的历史化现场,可以重新辨析“新东北作家群”审美范式之“新”,在其共同偏好的父与子双线结构形式下,隐藏着子一代试图召唤历史又无力超越历史、试图超越历史暴力但仍落回历史暴力逻辑的双重悖论。隐含作者“我”与叙事者“我”、包括批评家在内的读者“我”与作者“我”达成为“父亲”即工人阶级代言的身份共识。“东北”成为“我”的移情对象,这使得“我”将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期的工人处境从
摘要:伴随着新东北叙事的影视化热潮,东北的叙事美学再次引发关注。这些影视剧对东北进行的再生产给了东北荒寒具象化表达的空间和被消解被抵抗的可能,从中可以窥见东北荒寒美学所被赋予的文化政治与时代隐喻。根据郑执长篇小说《生吞》改编的短剧集《胆小鬼》将青春的美好与暴力、现实的苦难与救赎杂糅,把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表达以反类型化的书写呈现。在《胆小鬼》中,东北的荒寒不仅体现在辽阔的旷野与冰封的江面等风景中
摘要:通过分析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影像语言,李娟散文的情感结构、审美特质和意义空间可以在“媒介间性”的视野下被重新探讨,涉及其散文中情感形式的生成、作为修辞和诗学形式的“移情”、观照和呈现风景的“装置”,以及在书写阿勒泰过程中体现出的关于“同与异”的悖论等议题。由此,李娟散文的阐释空间可被拓宽,进一步凸显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意义。 关键词:《我的阿勒泰》;媒介间性;情感形式;修辞;风景装置;同
摘要:在系列散文与同名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生活”都成为一个被创作者自觉关注、阐发的重要范畴,乃至文本意义和文化功能的生长点。具体而言,散文中“我仍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活”这一表述指向了“作家”身份及生活方式对自身感知活动范围和方式的限定,这也是“我”与“阿勒泰”当地生活发生关联的途径。相较之下,电视剧则引入伍尔夫这一文化符码,借助“自己的房间”的经典论断生发出比女性写作更为丰富的问题意识,通向了
摘要:改编自李娟散文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在引发现象级的观剧热潮的同时,也使阿勒泰这一地处北疆的少数民族地区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这部剧真实地呈现了哈萨克族人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遭遇的代际冲突与文化危机,这也是导演试图实现的叙事目的之一。不过,剧集仅仅强调在细节层面忠实于哈萨克族的真实生活状态,恰恰导致了叙事的审美化与观念化。借助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哈萨克族题材影视作品谱系的梳理,我们能够进一步辨认《
摘要:作为2024年现象级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改编自同名散文集的创作起点与其突出的文旅剧属性构成了解读这一影像文本的双重视角,由此可以探讨该剧与原著文本、影像与现实之间多重交织的互动关系。从散文写作到电视剧创作,《我的阿勒泰》呈现出一种从“独语”的书写到对“我们”的建构的过程,并通过镜头寻唤更大的情感共同体。经由对日常秩序和自然风光的重新捕捉,剧集中的阿勒泰成为一种理想的情感和美学意义的“目的地
摘要:中国当代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在地域史、民族史、家族史、自然史和世界史的深度挖掘与重铸中,以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并重的方式讲述前现代与现代的中国故事。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错互动里,少数民族作家以各具特色的长篇小说创作折射出时代经验与情感结构的变迁。这些作品试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切中凝聚多元文化并寻求对话与融通,显示出广博的视野,拓展了少数民族长篇小说的写作空间。然而,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对于全球化时代
摘要:中国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以迅速而具体地反映各族群众的心声和探讨社会热点问题而见长。在近四年中,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作品不仅表现了少数民族小说家的文化认同和精神追求,还注重书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大团结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时代主旋律。以2020—2023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作品为例,可以总结其中的主题、趋势、亮点以及不足等。 关键词: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评述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
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阈中,近年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所述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情感和信念的表达上呈现出诸多新的状貌,并经由风物志、人情书与心灵史等层面加以结构:将地方性与国家乃至世界相勾连,以期抵达更为阔大而深刻的境界;通过摹写个体或群体的情感结构,刻画时代的情绪特征和意义面相;描述主体心灵衍变的轨迹,基于当代人的精神畛域,探询自传统至当下的总体性文化价值。循此,近年来的少数民族诗歌在充盈着本土
摘要:2022—2023年关注度极高的两部网络文学作品《穿进赛博游戏后干掉BOSS成功上位》和《早安!三国打工人》所塑造的女主角,在道德问题上的选择截然相反,却都将女主角对道德问题的叩问与女主角的个人成长轨迹结合在一起,接续了女频网络文学中女性追求自身主体性的创作脉络。在这两部作品中,《穿进赛博游戏后干掉BOSS成功上位》以女主角隗辛为自己立法的强大主动性,表现出对传统性别规则的破除;《早安!三国
摘要:红袖添香作为国内的老牌文学网站,最初为面向女性网友的“仕女文学站”。随着个人网站时代的结束,红袖添香转变为带有文人情怀的综合性文学网站,并剥除了网站的性别特质。VIP付费阅读模式的创立,最终又将红袖添香以类型小说网站的样貌交还给了广大女性文学消费者,红袖添香由此成为“霸道总裁文”的大本营。红袖添香的发展史既反映出中国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亦折射出女性阅读在文化消费市场中的崛起。 关键词:
摘要:本文以王式廓历时长达20年创作的《血衣》为线索,结合中央美术学院内部档案勾勒王式廓的革命历史画创作脉络。在新中国开启的革命历史画创作潮流中,如何用革命历史画表达和塑造新的国家意识、历史记忆和形象,是一代美术家面临的新艺术问题,同时也是检验艺术的一个政治问题。以1957年为历史节点,王式廓的革命历史画创作观具有明显的转向,从探索艺术与生活、大众的关系转向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深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