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中国报告文学的史论、创作论和基础理论的层面入手,讨论中国报告文学几个具有创新意义的重要概念的历史精神、时代精神和文学精神等思想内涵,并提示这些重要概念之间可以赋予的内在关系,由此引发建构中国化的报告文学基础理论可能性、迫切性和必然性的思考。
摘要:红色文艺是红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红色文化也是一种现代性文化。五四前期资产阶级现代性文化的全面输入对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起了巨大作用,但面对中国的现实,这种文化也显示了其局限性。这是红色文化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社会心理背景。直到20世纪80年代,英美式现代性方案在中国从未生根。20世纪的世界文学艺术主要有以欧美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和以苏俄及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艺两种类型,两大类型分别表征着两种现代性和现代化方案。如果说西方现代性文化顺应或迎合的是人的本能一面、人性“自然而然”的趋势,那么,红色文化激发的是人的超越性需求,即对于比现存“自然”更美好的世界的追求。
摘要:《红旗谱》展现了滹沱河下游锁井镇的乡土政治:由坐地户构成的冯氏家族和由外来户构成的杂姓人家的斗争,构成了乡土政治的内在结构。但作者运用阶级话语,淡化了乡土社会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强化了其阶级关系。官府通过与富裕乡绅的结盟,借用法律形式渔利和管制乡村;中国共产党则通过与穷人结盟,在抗税斗争中实现了乡土社会治理模式和权利制度的颠覆性变化。《红旗谱》讲述的抗税故事,有着很严肃的法理考量。乡绅冯兰池以合法的形式实施着非法的牟利,并借助法律欺压杂姓人家;而杂姓人家在法律救济失效的情况下,选择了虽非法却合法理的集体抗税的方式。小说彰显了“庄稼正义”的法理依据。《红旗谱》在叙事上有两套故事系统,一套是乡村社会中的仇恨。它是由复仇逻辑引导的法律故事和抗税故事。复仇逻辑对故事的起承转合和前后呼应起到了引导作用。另一套是党领导和发动贫苦农民的反割头税运动。以叙述者严江涛的动员工作为主线,以抗税为叙事的核心,在一种戏谑的风格中,表现了反割头税的整个过程。此种表达方式,显示了梁斌对北方乡土阶级斗争起源的深刻认知。相对于此前或同时代红色革命文学的有关阶级斗争起源的叙述,体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现代性渗透表征。
摘要:红色文艺作品中大量出现“牺牲”的场景,而且,革命者牺牲的时候都是慷慨赴死,他们不仅没有通常的恐惧,还感到无上的“光荣”。革命者的牺牲之所以不同于历史上所有的牺牲,是因为他们都是“新人”(无产阶级英雄),是为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故而,他们的崇高也最具有“现代性”。“崇高”体验本来是很稀缺的,但在1950一1970年的文艺中却以反常态的形式高频率出现。
摘要:以“个性主义”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性思路曾风靡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一方面给孙犁研究带来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另一方面因轨辙定形渐成“偏至”造成认知孙犁的偏差。孙犁其人其文植根于20世纪中国革命时势转移的历史过程,体现了一种内生于本土语境的“革命现代性”,凝聚孙犁个体乃至中国革命文学整体的历史经验。本文从“晋察冀抗战文学”视野评价孙犁文学,进而细读孙犁20世纪50年代追忆抗战历史的《风云初记》,通过小说的重写尾声、追问知识女性命运等探讨孙犁式“革命现代性”的复杂内涵。
摘要:作为一个批评家,钟敬文具有强烈的自省意识。他从五四风潮中获得了社会历史的现实感,终其一生,都把社会人生作为其文学批评的旨归,一方面与大时代同频共振;另一方面,又保持自己的个性,以文学作为自己的生活。从批评方法上来说,他重视文学的形式,对理解社会学诗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坚持“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批评伦理,不为个人名利地位而批评,获得了高度的批评自由,形成了悠游自在的文体风格。由此,也显示出了他的文学观念,那就是文学是服务于社会人生的,文学作品应该不断“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摘要:陈伯坚的长篇小说《躁动》以大锅岛上“神水”开发的寓言化叙事,透视了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社会改革转型过程中的复杂图景。小说以虚实交织的“孤岛”空间为舞台,通过仪式化的情节与梦境隐喻,映射了改革进程中欲望弥散、道德溃散等隐疾。不过作品并未止步于困境的揭示,而是通过对珠海特区经验中岭南文化这一“地方性知识”的回返,在原始生命力与传统伦理中探寻者制衡现代性困境的路径。如此一来,《躁动》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注入本土叙事厚度的同时,也在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张力中开辟了一条讲述“中国故事”的独特通道。
摘要:西篱是一位多产且风格独特的作家,其作品涵盖小说、诗歌、散文、传记文学、电影剧本和文学评论等多个领域。西篱的作品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思想,其写作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对女性身份、地位和社会互动的反思。西篱的语言风格独特,往往采用意象化叙事,创造出梦幻般的效果,在有限的篇幅内传达出深刻的意蕴。西篱的写作探索现代人精神处境,表现既深刻又复杂的主题,并常常实现文体方面的突破。对于读者,西篱的作品恰如引发、触动自我创造的信息之源、能量之源,从而创造出更多属于读者自己的人生体验、艺术风景。
摘要:家乡黑龙江齐齐哈尔,18岁后常年定居杭州,“90后”新锐女作家,回族,网络小说写作者前史等种种身份标识,使杨知寒的小说天然地内置着东北地方、女性视角、代际文化经验、少数民族写作以及网络文学与主流文学对接等多重话题,这使得她的小说呈现难以被单一标准所划分的复杂样态。然而也正是这样的复杂性,使她的写作边界无限蔓延,但其中的内核是对普遍情感的极度注重和挖掘,以及对于人性的解剖和反思。杨知寒以情感为辐点,将自我感悟、家乡记忆与成长经验融合在一起,缔造怨憎会、爱别离的“情感共和国”,试以触摸当代生活的总体性,在“新东北文学”、女性写作与“90后”情感体验的交汇处编织出一种独特的情感结构。她的小说裹挟着一种意在混沌中抵达澄澈的黄昏光影,并试图在黄昏中消融人性的坚冰,在冻土深层投射救赎的微光。
摘要:杨知寒的小说创作体现出鲜明的悲剧美学风格,其作品包含着新东北文学中的悲剧美学范式。杨知寒小说中的悲剧美学范式以东北工业解体时期的个体悲剧为核心,在小说中,曾经繁荣的东北工业转变为历史的工业悲歌,传统工业生产结构中紧密的伦理关系变为工业解体后个体的孤独落寞,个体对于传统工业的俄狄浦斯情结在现实中被扼杀幻灭,最终衍生出如同白日梦效果的文学审美形式。悲剧作为文学艺术的重要体裁,以其自身的美学特征带来心灵净化、矛盾和解、强壮精神的艺术效果,为当代新东北文学的进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美学范式。
上周朋友来杭州见我,我们一起度过几天,因为其他安排,我不能到车站送别她,当我絮絮叨叨说着注意安全一类的话时,她的反应,让我想起自己有时面对他人关心的样子。她是个古灵精怪的姑娘,接站时旋风一样地跑出来,带了比她薄弱的身体负重得多的行李,加上乱蓬蓬的卷发,红色袍子裹在她身上,就像个风尘仆仆,从藏区赶来的人。 她叫我老杨,我叫她小枣,老杨你好,她直接说,我说小枣你好。她声量高亢,拽着我蹦蹦跳跳,跳到她
摘要:文学分层有悠久的历史,精英文学与底层文学的写作类似于社会气象与水文的观测与汇报。五四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提倡的人文精神让底层文学成为审思社会建设进程及阶层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方法与路径。新世纪底层文学是社会发展与变迁的“水文”观测和记录式的重要写作。“菜场作家”陈慧情感真挚、叙事朴拙、语言灵动的底层叙事描绘了苏中和浙东乡镇丰富的生命故事,书写了“生活在此处”生命的苦难与尊严、寒凉与温暖,同时也展示了一位普通的乡村女性如何以充满韧性的生命精神在艰辛劳作中获得经济独立,并凭借不断提升的文学素养与持续增长的文字功力走出人生低谷、步入阔朗之地。
摘要: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是一种不断生长的艺术、文体。在特定的时代,社会生活的变迁,思想观念的“革命”,审美诉求的呼唤,往往会引发小说文体的巨变。而在一般的历史时段,没有形成外力加内力的强大驱动力,小说文体的演变就会微弱、缓慢得多。它往往固守着既有的创作模式和方法,呈现着文体不变的一面;但在表现内容、写作方法技巧等方面,又会有诸多新的探索、突破,显示着文体变化的一面。当下的短篇小说,就表现出后一种动向和样态。
摘要:当代文学书写中的“地方”是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被发现和形塑的,在当下“新南方写作”的带动下,地方书写再次成为现象级的文学事件。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地方”作为“风景”或一种认识性装置,是“看风景的人”的主体精神投射,那么与“新南方”写作相关的“地方”则在“风景”之外,增添了一种与普遍性经验相异的地方性知识。当下地方写作中“风景”与“地方性知识”的并置凸显出“地方性”所蕴含的差异性与包容性,而对“地方性”的讨论也成为我们透视中国现代化进程复杂面向的一个角度。
摘要:新诗产生以来,诗人观照生活的目光始终与传统相近,现代主体逐步独立,但情感总要寻找归属。新诗的百年历程凝结于“革命”与“家园”两大审美意蕴,“革命”是完成时,“家园”的营造尚在进行。前者来自革命时代,沉淀了革命理性,新世纪后转变为抒情传统,继续发挥凝心聚力的作用。后者现于中国现代化高速发展时期,原因是现代个体真正进入现代生活,其关注重心从革命伦理转向生存伦理。新诗对“风景”的再发现成为家园感的根源,源自重构的主体经验。总而言之,新诗的发展是重塑精神伦理、个体确认自我的过程,它初步完成于新世纪来临之后。
摘要:缝纫机与祖宗阁暗示着,《琥家花园》是叶兆言“留给女儿”的私人之书。天井就是叶兆言,通过天井,叶兆言表达了他对人间的理解以及理想之爱。叶兆言熟谱宏大历史,但更喜欢“历史隔壁”的人间烟火,小说呈现出历史与日常并存的“双螺旋结构”。作家以温情抚摸家花园的人间悲欢,暗含着对宏大历史的反思与未能释怀。上述立场隐含于作家一如既往基于平民立场的反讽叙事中,小说因此呈现出整体上的喜剧性与戏剧性。病树前头万木春,人间生生不息,这是知识分子对历史记忆与日常生活“拭咽”的成功写作。
摘要:聂茂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聚焦王夫之等儒家文人的视角,展现了家国破裂、文化冲突下的集体性悲剧,反映了明清文人坚守儒家伦理与面临历史冲突的真实处境。作为主人公的王夫之在悲剧中完成了续脉文化的使命,其心理内含的文化冲突和社会历史矛盾,体现了人类对存在意义的追问。从悲剧美学视角分析,《王船山》通过人物的悲剧冲突、心理挣扎及伦理重塑,揭示了人类在破灭中获得重生契机的辩证性精神张力,展现了悲剧性苦难对命运与精神的深刻省思。
摘要:大学诗教的基本路径有两条,一是将诗歌教育课程化,重视诗歌知识教育以及诗歌阅读;二是推动大学生的诗歌创作。韩山师范学院选择的是后一条路径。学校几十年来推动诗教的一个成果,是形成了被文学界所关注的韩山诗群。韩山诗群呈现了鲜明的特点:新诗与传统诗词并重、创作与评论兼顾、校友与在校生互动共生。在新时代的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作为美育的主要途径,诗教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摘要:香港女作家钟晓阳的《良宵》《爱妻》《拾钗盟》等早期小说,在人物形象设定、情节铺排方式、核心意象的文化寓意和美学氛围营造等方面,均与明清以来的《帝女花》《紫钗记》《长生殿》等中国古典戏曲互文。在钟晓阳的情感认同中,文化中国不仅是她精致典雅的书写仪态,也是作者在大陆之外文化寻根的形象媒介。文章在互文性视角下,以盟约意象为中心,从新小说的改编方法与经典舞台艺术的对话现象入手,运用知识社会学中的文化意识形态研究法,将新文本流溢出的虚构知识还原到生产文本时的社会历史场景中,以此考察前殖民地女作家在建构想象的中国文化共同体时的表意策略。在此基础上,从香港民众情感结构的变化,探究钟晓阳早期古韵小说“去政治化”的身份认同与“逆写帝国”的创作目的。
摘要:《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2018)》基于对作家作品的细读精读,抽绎出不同的史的线索,以史德、史识、史才对江西当代文学表现出自己的独立判断。作者突破了长期以来过于理性刻板的文学史写作模式,重视诗眼、诗心、诗意,注入了生命质感与温度。同时,作者在思想的深度开掘、批评精神、自我反思意识上也有所推进,这为本书增加了亮色。
摘要:天瑞说符《我们生活在南京》是一部颇有特点的科幻小说,将经典的科幻概念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证明了网络科幻新生代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日常叙事”是《我们生活在南京》的核心要素之一,这部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展现、对宏大主题背后的小人物刻画和场景营造以及对文学话语的描摹等,回答了如何以日常书写的方式获取宏大与个体间的平衡这一问题。天瑞说符旧题新写,不再拘泥于塑造具有距离感的神性英雄,转向描写充满青春气息和亲切感的小人物式英雄,打通了英雄和小人物间的形象界限。《我们生活在南京》将传统的硬核科技写法不动声色地融入故事情节中,使得这部作品的科学性非但没有压制文学性,反而两者达成了微妙的均衡,从而消解了硬科幻与软科幻之间的隙。
不知不觉,春节过去已经一个月了。广州的三月早春已经很暖和,小鸟的鸣叫声也越发勤快起来了。 “前沿观察”刊登《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建设的几个创新概念》。是著名文学批评家,对报告文学尤其有深入思考。本文讨论的几个问题,都关系着当前报告文学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文体建设中,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是最薄弱的部分,非常期待在这方面有独到思考的文章。 “思想圆桌”讨论的话题是“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