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和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这两个时代任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一原创性概念,内涵十分丰富,思想十分深刻。把握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思想含义,是深入认识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基础。中华文化主体性与中华文明在多个维度上存在内在关联的逻辑关系,形成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构筑轨迹。必须澄清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遭遇、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创新实践这两个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坚持以大历史观认识中华文化主体性,坚持以世界视野认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中国共产党把坚定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创新有机统一起来,把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明创造有机统一起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斗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摘要:当前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首先要着力探讨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形成依据和实践要求。新质生产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带来的生产力的质的飞跃;是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其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体现的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新时代提出新质生产力是对当今面临的新课题所作的科学回答,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对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验总结和历史必然。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我们必须以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中心环节,以狠抓战略性产业、未来产业为重中之重,以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创新为重要途径,以建立、健全、强化同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体制和机制为关键,以科学方法论为锐利思想武器。
摘要:当前中美人工智能全球领先,美国领跑,我国跟跑并跑。从算力看,我国与美国差距有所拉大,但存在新市场空间机遇;从算法看,美国有从0到1的引领优势,但我国有快速模仿创新能力;从数据看,美国有质量我国有数量,但我国有巨大的质量提升潜力。中美人工智能发展环境差异体现在:从风险资本看,美国融资连创新高,我国触底回升;从顶级人才看,美国是引才强国,我国是产才大国;从市场生态看,美国错位互补竞争,我国内卷逐底竞争。中美引领人工智能全球竞争格局,但未来人工智能发展仍存在竞争格局、技术路径和规则监管变数。中美人工智能发展的优势与挑战体现在:美国有市场、创新、投资、国际合作四大优势和缺持续领先动能、缺电力资源支撑、缺产业应用场景、缺合作共赢基础四个劣势;我国有体制强、产业强、应用强三大优势和算力弱、原创弱、市场弱三个劣势。为了更好提升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建议增强开放合作磁力、基础支撑动力、资本造血能力、人才培养蓄力和市场创新活力。
摘要:伴随着AI技术的发展,我国正加快推进“人工智能 + ”行动,培育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AI应用场景是AI大模型应用的环境,更是其功能发挥、角色互动、持续进化和价值实现的载体。AI应用场景开发涉及国家之间的技术竞争,必须从战略高度统筹谋划、前瞻布局。要把数字技术与我国的制造业优势、市场规模优势更好结合起来,不断推动AI大模型落地,尤其是要以发展AI智能体为抓手,以具身智能为引领,构建以人为本的AI生态。
摘要:源于害怕丧失政权的“心病”,国民党认定中共将假抗日之名保存与发展实力,于是抗战之初国民党即诬蔑中共“不打日军”,试图消解中共力量发展的政治基础。1938年初,汪精卫首次以“游而不击”指诬中共,此后,造谣中共“游而不击”成为各级各地国民党组织自觉使用的“限共”手法,并经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升为全党统一使用的“限共”举措。由此,国民党造谣中共“游而不击”出现变化,除造谣的方式和频次增加、范围扩大外,造谣还被用于为反共摩擦制造借口、推卸摩擦及自身作战不力与失败之责。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几乎只在消极轨道上处理同中共关系的缩影,亦是其虚弱本质的自然反映。中共在执行坚决抗战的路线与方针的基础上进行犀利的宣传反击,国民党造谣中共“游而不击”的图谋并未实现。
摘要:《新华日报》自创刊起到日本在中国战败投降,始终从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大义出发,一方面揭露了日本对台湾的残酷殖民统治以及台湾民众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歌颂了台湾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日行为和精神,展现了台湾人民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更重要的是,《新华日报》对台湾抗日义士以祖国大陆为基地的抗日行为以及两岸同胞共御外侮的事实进行了系统的宣传,留下了台湾同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记忆,证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
摘要:在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历程中,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地位独特。李宗仁代表的南京政府要了解中共是否愿意同它进行和平谈判,上海资产阶级也要试探中共对它的政策,这双重因素决定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组成和由颜惠庆率团北上。代表团何时北上、逗留多长时间,取决于中共关于解放全中国进程的战略安排。代表团同中共领导人的谈判方式也很独特,要么单独谈话,要么一块谈话。中共一方面将八点秘密协定交由代表团带回给李宗仁,另一方面阐述了各方面的政策,要求上海各界名流维持上海秩序。这样,代表团完成了北上“敲门”的任务,沟通了中共与上海资产阶级的关系,由此促进了国共和平谈判的举行和上海的解放。
摘要: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建立起稳定的党中央权威体制?从建政学的角度观之,这一体制之建构是宪制性文本(体)与经验性体验(用)的有机统一。经验性体验是一个沉浸式的学习过程,其中对“事件”之处置是最有效的政治学习材料。1948年4月,山东兵团在发动昌潍战役期间擅自发布违反中央规定的“对敌宽大政策”。毛泽东获悉后严令整改,并要求“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党中央权威体制的建构需要一个体制内外的集体与个体、上级与下级、党内与党外、军队与政府、精英与大众逐步接受、适应的过程;而习得这一体制,则需要日常化的经验性体验,如下级对上级实情相告,上级对下级进行问责、惩戒或褒奖等,以夯实各级服从中央权威的政治性规矩。如此,“事件处置一体制建构”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建政程式。
摘要:常态化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的制度定位可从四个方面来认识:其目的是回答“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其性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党的自我革命,其要求是发扬担当新时代使命任务的主动精神,其重点是激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能力。就制度运行而言,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做到了开门整风与有序参与相结合、思想教育与实践养成相贯通、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统一、关键少数与绝大多数相促进、正向引领与负向警示相协同、当下整改与长久巩固相承接。如今,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已经走向制度化、体系化和规范化,充分彰显了政治引领效能、组织完善效能、社会发展效能和治理互鉴效能。
摘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新时代新征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迫切需要深入推进各方面改革和发展。在干部教育培训内容方面,要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训,推动党性教育系统化长效化,提升履职能力培训精准性实效性;在干部教育培训制度建设方面,要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干部教育培训质量考核评价体系,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和培养使用一体化;在干部教育培训支撑条件方面,要加强干部教育培训专职师资队伍建设,推进干部教育培训教学研究咨询一体化,推进干部教育培训数字化改革,深化干部教育培训专业化研究。
摘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工具保障和制度支撑。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逐步完善基本上与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政策的调整与优化同步。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策自身和环境的限制,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及其建构面临着政策问题不明确、政策认识不统一、政策体系架构系统性不足、政策保障机制不健全、政策对象包容性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和困境。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政策理论基础单一、政策本土化反思能力不足和政策社会性别意识缺失。因此,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构需要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从找准政策问题、凝聚政策共识、补齐政策短板、推动政策整合、强化政策保障、加强政策宣传等六个方面发力。
摘要: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城市体系、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和物质基础,必须基于新时代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人口与产业空间布局趋势以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发展需求,坚持整体性与系统性视角相结合、动态性与阶段性视角相结合、均衡性与协调性视角相结合、规模巨大与回旋空间视角相结合的原则,以供给与需求均衡下人口发展对产业体系的影响机制、集聚与扩散均衡下人口发展对城市体系的影响机制、福利与效率均衡下人口发展对公共服务体系的影响机制为核心,构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人口发展关系理论。
摘要:执纪追责时限是纪检监察工作中对违纪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和追责的时间限制规定。执纪追责时限原则由主体、客体、内容、时限、后果和性质等方面的内容共同构成。正确理解和把握该原则的内涵构成,能够保障纪检监察工作的有效性、公正性与秩序性。明确执纪追责时限原则不仅是巩固制度建设成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客观要求,还是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实现全党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的现实需要,更是破解管党治党突出问题、构建科学完备的党内监督体系的有效举措。为此,应强化制度意识、规范制度构成、严格工作流程、抓好制度衔接,将执纪追责时限原则落到实处。
摘要:对国有企业法律属性的界定直接影响国有企业改革成效。既有研究多集中于私法阐释路径,未能有效回应国有企业的公共性。为此,需回归宪法框架,依据宪法规范界定国有企业的法律属性。宪法第六条“公有制”条款是界定国有企业法律属性的价值原点,第七条“主导力量”条款确立了国有企业的公共性,第十六条“自主经营”条款确立了国有企业的自主性,二者在第十五条“市场经济”条款统合下实现动态平衡。国有企业在所有制层面受公有制原则约束,在经营层面遵循平等竞争规则。根据宪法规范,可以对国有企业进行类型化改革。公益性国有企业侧重于公共服务职能实现,商业性国有企业强化市场竞争,战略性国有企业聚焦关键技术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