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自古便有完整的哲学体系、文论体系、史学体系、艺术体系、教育体系、医学体系、科学技术体系以及其他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然而,中国原有的自主知识体系在现当代基本上不被承认。这一问题的根源在文明观,文明观是基础,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座。近现代以来支撑各学科知识生产的标准、内涵、体系都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底座上。文明底座是西方的,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也就必然唯西是从,直接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贬低,对中
摘 要: 作为一门学科,“艺术史”首先产生于欧洲,其艺术史观念与写作范式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随着西方学术话语的全球化扩张,西方中心主义作为“艺术史书写的话语幽灵”一直或明或暗地支配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史书写。无论是“艺术史”“欧洲艺术史”“世界艺术史”还是“全球艺术史”,艺术史书写术语的翻新固然体现了世界各国艺术史学者对“人类艺术通史”书写的憧憬与努力,但并没有改变现有艺术史书写
摘 要: 中国法律史学属法学学科中的基础性学科,承担着为中国法学提供自主经验和原创性知识的重任,决定着中国法学的民族性问题。然而,由于知识类型的差异以及表达方式的特殊性,中国法律史学地位极为边缘,故而,提升、改变中国法律史学的学术水平和学科地位必须处理好两个学术议题:一是何谓“中国传统法律”,二是怎样评价“近现代中国的法律转型”。就研究方法而言,必须正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三种差异极大的法律体系和
摘 要: 通过思想史的考察,可以揭示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巴黎手稿》中存在重要差异。由于其批判尺度的变化,这为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方法的肯定和改造奠定了思想地基。以至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做了新唯物主义改造和科学应用。由此,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存在理论上的限度,但正是对这种限度的自觉肯认为马克思建构科学的政治经济体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
摘 要: 马克思依据主客体统一的思想内涵,从生存论、方法论和论证方式三重视角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总体性进行了批判。在生存论上,马克思揭示黑格尔辩证法以形式批判性遮蔽现实活动非批判性的实质,驳斥其主客体未经现实批判就达至“绝对统一”的虚假形式。在方法论上,马克思在分析黑格尔实现主客体统一所依托的“中介”时,批判其肆意移用“自我意识”代替劳动发挥“中介”作用而导致的逻辑断裂。在论证方式上,马克思通过审视黑
摘 要: 在人口形势发生重要转折性变化之际,高质量发展要求更加重视人口素质,以“提质”替代“增量”,以“人才”替代“人力”,充分发挥凝结在人口自身的素质要素的作用,使更多民众更好地享受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享受高品质生活。长期均衡发展是人口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人口均衡发展不仅体现在人口系统内部要素间的依存制约以及人口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适应,还体现在代际间的传承永续。
摘 要: 在人口规模巨大的背景下,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采用 2006—2020年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修正引力模型分别测度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在2006—2020年间的空间网络联系度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城市群空间网络联系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影响及其时空异质性和网络外部效应,发现:(1)城市群空间网络联
摘 要: 民国时期哥老会研究的重要论著大概可以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索隐派,就是从传说和神话故事后面去寻找隐藏的历史;第二种是史料派,也就是从档案乃至其他文献中间去寻找蛛丝马迹。其实两者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洪门早期的这些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完全没有历史资料可以佐证。实际上利用民国时期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从哥老会的革命叙事、民族主义叙事、会党成员的自我形象塑造、哥老会叙事的索引派和史料派
摘 要: 春秋早期的邓曼,堪称“中国第一女哲”。她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具有涵盖形上学、形下学以及“天人之际”关系的思想系统,更在于她做出的三个思想首创:一是“天道”概念(天帝显示的必然法则);二是“天不假易”命题(天帝绝不宽容傲慢轻率之人);三是“天道盈荡”命题(事物发展到满盈状态时,就会动荡不安,这是天帝确定的必然法则)。此外,她特别表述了以“德”“信”“刑”为核心范畴的政治哲学思想,并以
摘 要: 为建构儒家崇拜谱系,《荀子·儒效》在历代先王中寻找资源,塑造“大儒”偶像,以曾经的圣君为最好的取法对象,以礼义为儒者最高的学术追求。其对战国时期儒之流品“雅儒”“俗儒”基本现状的记载,反衬出“大儒”的超越性——真正能够践行仁道理想的,唯有“大儒”。大儒“法后王”,既遵从后王之道,又效法先王之功,“以今持古”;既立足当下,又敢于对现实加以改造。如此“大儒之效”显然难以达到,“非圣人莫之能为
摘 要: 荀子“帝王之术”意指“圣王”主导的按照蕴涵权力与利益因素的政治逻辑来处理政治事务的方法和策略。荀子的“帝王之术”奠基于性恶论,关涉复杂的政治生活,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儒学特质。首先,荀子“帝王之术”的主体“圣王”凸显了一种强烈的具有政治现实主义色彩的“政治家”立场,绝非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家形象。其次,荀子“帝王之术”谋求治国能力的提升,强调“圣王”必须具备政治思维,懂得以利害眼光来分析政治生活
摘 要: 关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中国传统的权威理论是“江山之助”。但从中唐到清末,也存在“人助江山”“文助江山”之说,宋人对文学塑造地域的重要作用有更自觉的认识,苏轼的作品就是“文助江山”说的典型例证。他形塑、创造了宋代的许多地方,描绘地理特征,建构地方形象,造就观念空间,投射心理结构,捍卫多元化和包容性,体现出宋朝历史过程的空间维度以及历史在空间中的嵌入方式,宋朝山川藉此永存。透过苏轼的地理感知
摘 要: 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子夜》中吴荪甫失败的具体原因与小说中民族工业的整体困境有所差异,不能简单地视为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吴荪甫金融投机的最后一次失败主要缘于姐夫杜竹斋的出卖,与实业经营成败无关;而益中公司下属实业工厂主要依靠国内市场,是因中原大战影响交通而无法打开销路,在金融掣肘资金的情况下被迫出顶;裕华丝厂并非海外销路不畅,而是工人罢工影响生产,耽误其完成既有订单从而影响其获利。《子
摘 要: “正名”不仅是中国思想史内部的重要问题,也是汉传佛教译经史上的重大问题。佛经翻译中的“正名”,以出世救赎为主旨,主要包括经目名称的翻译以及经文名义的统一两方面,涉及如何理解佛典之正法、佛弟子声闻所听闻之法、译人所悟之法、译主个人语言习惯以及译场众僧文义之勘定等诸多问题,大致可从经名译名、翻译名义及其所涉佛法智慧和名相等不同层面进行论述。经名译名的确立,旨在明确新出经文在内容上的完备性,以
摘 要: 清代健讼之风加剧,贱讼与健讼成为州县诉讼的矛盾性结构。该诉讼结构受高调的儒家意识形态支配,私人利益在官场话语中缺乏应有地位,为维持私人利益而启动的诉讼容易失去正当性。首先,在官方表达中,出色官员总是比法制和组织机制重要,似乎只要“得人”,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其次,受州县官过度集权的影响,“一人政府”模式下正印官无力及时审结大量案件;再次,受“薄赋敛”的财税政策支配,州县衙门长期缺乏足够司法
摘 要: 清代“收充警迹”制度源自元、明两朝,出发点在于解决刺字刑碍人向善问题,核心措施包括纳入册籍与以盗捕盗。清初实践延续了明代警迹制度双轨制的做法,贼犯可以通过改过或者获盗的方式除籍、起字。伴随相关条例的纂修,至道光年间,清廷确立了改过同时获盗的单轨制方案,大大提高了盗贼“起除刺字”的门槛。但条例的确立未能杜绝实践中双轨制的适用,反映了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影响,也展现了地方刑罚执行的多元面
摘 要: 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被“证认”是立体透视一个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可靠视角。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此做了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但鲜有研究从中层视角,将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放置于分析性意义上的“治理体系”框架中考察。整合相关理论,在“治理体系”层面,结构、机制、功能这三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结构是体系的关系表征,设定治理体系运行的组织基础和行动框架,机制揭示治理体系运行过程中结构转化功能的
摘 要: 当今世界经贸秩序正经历复杂深刻变化,有效解决国际商事纠纷已成为各国司法制度改革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关切,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设置专门化的国际商事法庭参与全球经贸治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视域下,国际商事法庭制度的功能定位应着眼于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的回应性目的,以及形塑国际经贸治理结构的建构性目的,法庭因此呈现国际化与特色化的样貌。相较之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既有定位过分偏重回应性目的,运行制度的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to Build the Base for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s Cao Shunqing, Liu Shishi Summary: China has had its ow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s in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