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在正文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所有权和生产关系进行强制性干涉”的“十项措施”。这是他们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对立”及其恶果的现实考量、对共产主义未来社会形态全面、科学的理论思考的宏大背景下提出的现实行动策略。《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资本世界出现的新变化,对当初提出的这些策略和举措进行了反思,并且及时做出变更和调整。在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实践中,这些策略和举措有的获得效应、得到验证,有的则遭遇了强有力的挑战。重新考察“十项措施”提出的理论逻辑、实践效应及其历史命运,对于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实践境遇之间的复杂关系,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深刻揭示了垄断在生产要素、生产过程、垄断组织、雇佣制度、积累方式、经济危机、金融资本等方面的本质特征,对于平台经济垄断治理具有指导意义。平台经济垄断是数字化与金融化“串联式成长”的产物,它具有集中数据要素,控制社会交换过程,形成平台垄断组织,促进零工经济,进行金融化积累,孕育全球性数字泡沫,强化私人风险投资模式等基本特点。针对这些问题,我国的平台经济垄断治理必须从整体上展开,包括:保护性利用数据要素,破除平台经济在交换环节的垄断,加强对平台企业无序扩张的监管,健全劳动者的劳动保障制度,纠正金融化积累方式,防范平台经济的金融风险,改造“退出导向”的风险投资模式。
摘要:“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现实”对于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关系的新发展以及引发的新认识:通过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中华文明既实现了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时代化需求,也表明必须在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才能实现自身的文明理想;通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实践不仅实现了文明性自觉,而且经由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实践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着重要借鉴。经由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古今转换和中西交融,形成了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具体内容支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的普遍性意蕴,其立足文明向人类文明转变的现实历史形势,为人类社会描绘了一种文明发展的未来性蓝图,拓展了一个新的可能性边界。
摘要: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纵深推进,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复杂性日益突出。通过以成渝地区“一城多园”科技创新实践为案例,借助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ICA)以及嵌人性理论构建互嵌式竞合府际关系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地方政府在区域科技创新治理中的复杂决策过程。总体上看,纵向协调、网络地位与政策网络分别从构建竞合制度背景、竞争中的合作以及合作中的竞争三个层面影响政府间关系的策略过程。在此之下,更深层次的隐性机制在于关系要素中的动机、行为与效应形成了“竞争动机-合作行为”下合作嵌入竞争以及“合作行为-竞争效应”下竞争嵌入合作的对称性特征。政府间关系逐步实现了由竞合二分、竞合共现到竞合互嵌的演化,最终涌现互嵌式竞合形态。不同于传统竞合关系,互嵌式竞合耦合了科层、市场与共同体逻辑的角色动机,划分了竞争性与合作性连接的连接模式,适配了集体性收益与选择性收益的双向协同过程。
摘要:为全面深人了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绩效的具体内容和衡量标准,通过选择社区应急管理作为观察对象,采用深度访谈方法收集相关资料,并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在“社会治理共同体”框架内,将社会组织置于社区应急情境,对其绩效表现进行内涵界定并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总体上看,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应急的绩效可总结为直接绩效、网络绩效、长期绩效三个主范畴。其中,应急准备绩效、预警绩效、反应绩效和恢复绩效为直接绩效;网络绩效、信任绩效、组织绩效为网络绩效;社会组织发展绩效、共同体价值培育绩效为长期绩效。以“共同体绩效观”统摄社会组织参与的“直接绩效-网络绩效-长期绩效”,不仅为精准画像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复合价值提供了可操作工具,更为社会治理共同体从“协同应对”迈向“韧性共生”贡献了可复用的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
编者按:进入新世纪之后,“百年中国”就一直是热门话题,一系列重要的时间节点、历史事件都渐次跨越百年,如“世纪百年”“辛亥百年”“新文化运动百年”“建党百年”等,无不昭示着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而当下仍处于这种变化的洪流中。“百年中国”代表了一种整体性的历史观。20世纪80年代,、、等学人建议在文学研究中建立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即是将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置于“世纪(百年)
我一直说,文化是有生命的。这说明它是有成长性的,从无到有,从低到高;它是有周期性的,从进到退,从生到死。前者表现了一种线性历史观,后者则表现了一种非线性历史观。文化的生命体征既来自其自身的价值取向、思维模式,更来自其所处的历史境遇、政治机制。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的发展也表现了同样的特征。好像是因果轮回的冥冥之神在显灵,从“五四”到新时代百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文学主题的文化走向形成了两个相背而
今天我想谈的是,当前百年中国文学史撰写中的几个瓶颈问题及其对策。在这里我不谈文学史的书写形式,只从文学史书写的内容谈起。我从两个方面谈起:一是按文学史的时间顺序来谈,二是从区块领域来谈,论及一些大家普遍存在的疑惑。 一 (一)关于1949年之前的文学。当“民国文学”研究框架不合时宜的时候,这一时段的文学史可以被当作历史的一个瞬间,“冷冻”起来,等待合适的时机,再进行重写文学史的工作。这个时段的
发端于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汉语新文化经历了一百年发展历程;一百年来,汉语新文化挣破了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格局,融入了西方文化的思想理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同时也造就了伟大辉煌的文化传统。这一伟大传统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概括,其荦荦大端者应为思想艺术的高度发展并趋于成熟。 这里的“思想艺术传统”,盖指以文学艺术的方法取视思想问题并处理思想成果,同时又以思想方法理解文学艺术并要求
一般认为,创意写作完全是由西方大学进入中国教育体系的“舶来品”。这其实是一种狭隘、片面的看法。也许,从概念使用层面来说,创意写作并非中国自产首创,但是作为文明古国,中国的写作传统和写作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语文书写传统在中国渊源有自,“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写作、作文的流变史,包括语言文字的演化史。中国传统的所谓文章治国具有突出的国家政治治理方式的特征”。① 特别是与国家政治制度设计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与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休戚相关,作为中国新文学演进的重要动力和关键因素,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经验和范式决定了中国新文学的文学观念、价值体系和审美形式。尤其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持续发生的乡土小说更是集中体现了二者之间无法割舍的内外关系,这在乡土小说的主题嬗变及其表征的文化选择上呈现得较为清楚。在此意义上,无论乡土小说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特定社会语境中如何调整自身的美学方向和实践路径,其始终无法偏
“人民性”文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自20 世纪以来经历了复杂的理论演进与实践检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及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地成为一种具有传承性的重要文艺思想和指导方针,在不同历史阶段与社会语境中被赋予新的内涵。“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
摘要:刑罚在法家的法治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法家对刑罚相关的重要议题均有深入的探讨和论述。“趋利避害”的人性论和君本主义分别构成了法家刑罚思想的理论和政治基础,但人性论和君本主义之间又存在张力,使法家的刑罚主张充斥着工具理性(制度效能)与价值理性(个体权利)的内在冲突。一方面,法家摒弃天道,将人性作为制度设计的理论依据,其学说具有坚实的经验事实基础,许多论断因此富有真知灼见;但另一方面,法家的君本主义政治立场,使其将民众和法律仅视为工具,在制度设计时常常只关注制度的有效性,而忽视民众的利益,导致其刑罚思想具有严重的缺陷。我们应继承法家刑罚思想之实证科学理性精神,摒弃其君本主义政治立场,在制度设计时兼顾权力效能与权利保障。
摘要:孔子造像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应被学界重视。巴蜀地区首次出现孔子造像背光遗存,且数量较多。通过整理考古资料和田野调查,探寻这些孔子造像背光的形态特征和文化意义,可以从图像层面认识孔子由儒家至圣到儒教神灵的演变。不仅如此,因为背光图像最早为佛教所特有,并且是判断佛教影响的一个重要指标,孔子造像背光既是“孔子被神化”的表现起点,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图像个案;孔子造像背光的出现提供了三教合一的图像体系,是典型的三教合一的文化符号;因为巴蜀石窟造像多为地方绅士、官员、僧人等群体或家族出资,且常由工匠家族世代传承营造,所以应当关注“孔子被神化”在民间信仰中被确立的现象。
摘要:关于晚清光绪朝八股文的新变,学界不乏论述。但谈到官方所起作用,则普遍重视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以后各项政策。实则在此之前,光绪十四年江南乡试,二十四年正月诏设经济特科、四书文移至末场,均有转移风气之效。光绪二十年刊行的《近科通雅集初编》,二十四年刊行的《续编》,恰好保留了这段时期的科场文章信息,为考察此际八股风气的变动,提供了可贵案例。经考证,《初编》由杜嗣程、吴稚晖等选辑,与南菁书院关系密切;《续编》则由郜怀泌等选辑,与钟山书院存在一定因缘。合观两书所选文章,确以光绪十四年为一重要转折点。由这两部选本的成书过程,可窥彼时士子奋力适应而终无所适从的心路历程。由其入选程文,可窥彼时八股内容之博、体裁之新,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结;也可窥广义的江南地区,在这点上的先驱地位。借助两书,能为清季八股文风调整勘定更多精确的时空节点,寻绎更为切近的具体动因。对进一步理解八股临近终点之际的演变轨迹,或有其裨益。
摘要:陆游致仲玘八札镌刻在由陆游撰写并书丹的《重修智者广福禅寺记》碑阴,是其非常珍贵的晚年手迹。然而,此八札至明末徐霞客方在其游记中予以记录,可惜的是《徐霞客游记》中未过录文本。此八札文本过录起于清初徐沁,但是多有错漏,且失于不完。此后,钱仲联、于北山等先生皆据徐沁此录加以讨论,因而八札至今所流传的一直是个残缺的文本。今据原碑首次做一完整整理,并详考各札创作年月。经考订,首札写在嘉泰三年十一月八日,二札、三札写在嘉泰四年的正月四日,四札写在嘉泰四年四月六日,八札写在嘉泰四年五月或六月,七札写在嘉泰四年七月,五札、六札写在庆元五年之前。八札是补缺陆游与僧人仲玘及与佛教界的深层交往文献,为我们认识陆游与佛学的关系提供了细节性的材料,也补充了陆游书法“享之千金”的自我评价文字,对于研究陆游是有价值的。
摘要: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庞大、实力雄厚,在二战后持续40多年的东西方冷战中,许多非政府组织不是袖手旁观者或被动呼应者,而是主动参与者和积极行动者。在冷战愈演愈烈时,一些组织推波助澜,或积极动员本国民众,或为政府出谋划策,或直接挑战对手,加剧了冷战的对抗争夺;在冷战的中后期,也有许多组织看到持续冷战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和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努力推动和促进美苏关系的缓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结束越南战争,缓解核军备竞赛,并试图通过演变敌国民心和制度赢得冷战。在所有这些方面,美国非政府组织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政府无法替代的作用,最终加速了冷战的结束。
摘要:1811年末爆发的“洪景来之乱”不仅是一场发生于朝鲜境内的变乱,其外溢性影响扩及清朝与日本,是一场引发了跨国情报搜集与流通的国际性事件。为应对相关风险,凤凰城、盛京、北京等地的官府与朝鲜协同联动,强化边境巡查,对马藩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展现了地缘政治联动性。朝鲜的义州与釜山倭馆在跨国情报交涉过程中发挥了枢纽作用,成为沟通各方的门户。边境官员、清朝商人、凤凰城当地士人、朝鲜译官等多种人员均介人了这一场跨国情报交涉。边境地区多样的往来互动塑造了多层次的双边交往模式,并影响了中朝、朝日间情报流通方式与局势认知。
摘要:分治以来,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和冲突不断,印巴和平与安全问题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与争议。70多年来,虽然印巴摩擦不断,但发生战争和重大危机的时间总计只有7年多,双方通过问题解决式、后战争式、和平对话式、冲突协调式、全面对话式、冷对峙式等6种方式大体实践维系了70年的非战状态,也即和平状态。不过,印巴和平确属消极和平范畴,因其低效的和平状态,导致印巴“长波段”的“和平建设”往往被“短波段”的“安全问题”淹没,印巴“安全”研究成为“显学”,更有研究“市场”。但基于传统国际和平理论,印巴和平不仅研究话题成立,而且因其复杂性、外溢性而更应给予足够重视,因为短波段的“安全”研究主要着眼于危机处置,而长波段的“和平”建设才是真正实现双边关系长治久安的良方。鉴于印巴和平的综合性、区域性、殖民性特征,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为主流代表的西方传统国际和平理论,无法对印巴通过6种方式维系70年和平状态的现实做出全面准确的解释。未来,印巴应跳出短波段安全思维,坚持走以多元主义和平观指导下的发展型和平之路。
摘要:行政认定在刑事诉讼中频繁作为证据出现,作用日益显著,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其并无明确规定。因此导致人民法院采信行政认定的方式各异,学界也对此认识不一。以“人民法院案例库”中涉及行政认定的案例作为样本,可以发现,行政认定在刑事诉讼中呈现数量较多、采信率高等特点,同时也存在适用混乱等突出问题。法院将行政认定视为“鉴定意见”“书证”“专家意见”等不同类型证据,不同法官对于行政认定的审查过程存在较大差异,辩方常以“于法无据”为由对行政认定的证据能力提出异议。行政认定是兼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集行政法律事实、专业性判定以及可能附带的证明材料于一体的复合性证据材料。为支撑与规范行政认定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刑事诉讼法》的第4次修改,应确认行政认定的证据能力及独立属性,将其单列为一种证据类型。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行政认定,其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争议应在刑事诉讼中解决,不宜作为行政决定另开行政诉讼。
摘要:清末以四级三审制开启司法改革,却因资源匮乏、人才短缺受阻。民国初期虽延续该制,但司法经费紧张致使改革计划夭折,初级审判厅被裁撤,形成虚四级三审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鉴于四级三审制弊端,改行三级三审制,并对基层审判机构进行改造。在转型进程中,审级制度面临诸多难题,如制度繁杂民众难以运用,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难以平衡,诉讼拖延且终审不终等。通过典型案例可见,司法实践存在终审不终、裁判执行困难等状况。在新式司法制度下,证据标准日益规范化,但证据获取技术却未同步提升。这导致裁判常因关键证据缺失陷入僵局,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正当程序可能沦为不法之徒逃避责任的“护身符”。审级制度转型受多种因素制约,反映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司法理念和制度的激烈碰撞,为当代司法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
摘要: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教育评价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是教育发展的时代主题。作为教育强国建设龙头的高等教育,其评价体系改革对整个教育评价改革具有风向标意义。本文在分析当前国内外大学学科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建设教育强国视角阐述了完善大学学科评价的理论逻辑,梳理了完善大学学科评价体系的现实参照,基于理论逻辑和现实参照尝试构建了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目标的大学学科评价体系,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大学学科评价体系的政策建议。
摘要:在乡村振兴入法成策、“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聚焦“三农”问题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政策的有效衔接,已成为提升政策稳定性与有效性的关键议题。以1982—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为样本,构建价值-目标-功能三维框架,识别了两大政策子系统的协同与背离。总体上两大政策在顶层设计与实施表达上趋于收敛,但在层级、跨域及新旧政策之间仍存在阶段性背离;价值同向、制度协同与实践互构支撑了话语趋同、注意力再平衡与渐进式试点的制度化扩展;同时,政策接口错配、政策执行偏差与支撑条件分化,共同组成了政策衔接的结构性瓶颈。据此,应坚持党建引领-集成耦合-资源整合的实践进路,以期提升乡村发展与治理政策衔接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可操作的制度方案。
摘要:康德主张“一个自由意志和一个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是一回事”,该论题一直饱受莱因霍尔德、西季威克等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这面临着“恶行无法归责”的困境。学界基于康德后期著作《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和《道德形而上学》形成了“并列论”和“从属论”两种解读为其辩护,其根本分歧在于意选自由并列还是从属于意志自由。康德的意选自由从属于意志自由,意选自由的三层含义包括积极的潜在自发性(即应当且能够选择自律)、消极的现实独立性(即自愿采纳善或恶的准则去行动)和作为显象表现的选择能力。由此,第一种解读对意选的独立性和自发性的理解是错位的,一种缺乏自发性的独立性不足以规定实践自由,还会造成自由的分裂。同时,通过区分出意选的自由本质、归责根据和显象表现,第二种解读能得到修正与辩护。论证表明,第二种解读不仅符合康德自律伦理学的核心要旨,而且有助于拓宽和深化自由概念。
Between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Circumstances: Reflecting on the Ten Measures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iu Xiuping Summary:The reason why clasic works remain relevant and revealing with r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