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评价其师方东美的哲学成就,兼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中国哲学的一贯精神在于:‘把宇宙与人生打成一气来看。’大人或圣人,则是‘与天地合德、与大道同行、与兼爱同施的理想人格’。方先生后期讲学经常引用李白的一句诗:‘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就是要吸取宇宙生生不已的造化力量,作为我精神活动的基础;或者说是,要以个人小我的努力,参赞化育,安顿人间”。其中,参赞化育,安顿人间,关乎宏旨,尤为显著。接
首先申明,这个文章的标题不通,不过我的一生许多事情都说不通。“我、读书、读我”,一辈子无非就是在读书中读我;“我读书,书读我”,书遇到了我,是我之福;“我读,书读我”,没有我读的书,我也不成为我。我写下这些,只是给自己看,或者说,给自己一个交代。 籍贯 有些人根本就没有童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九岁之前,我的记忆是一片空白。要回答究竟何处是家乡,竟然是我一生说不清的事,让我很难为情。经常有人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赵毅衡的叙述学事业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小说叙述的中西比较研究。赵毅衡基于叙述形式分析,初步建构了形式-文化论,代表论著为《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1994)和《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1998)。第二阶段是自二十一世纪后的广义叙述学。赵毅衡将形式-文化论推向一般的符号意义论,以符号意义论反哺叙述学,突破叙述学界至今依旧流行的小说中心局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唐]刘禹锡 一 耶鲁的秋天是迷人的,金黄色、赤红色的秋叶笼罩着牛津风格建筑的校园,时光未曾停滞,人们无从抵达的远远近近的山川自然,在这个最美季节绽放着绚丽华彩。我在校园里遇到的每个学生几乎都是高中学校的佼佼者,俊男靓女个个气宇轩昂、青春焕发、睿智活泼,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缤纷的秋韵霓裳相得益彰,赏心悦目! 难怪著名作
一 1987年4月30日下午与周国平、杨丽华一同往访徐梵澄先生。 梵澄先生早年(1929年,二十岁的时候)自费留学德国,五年以后,战乱家毁,断了财源,只好归国。回到上海后,生活无着,乃卖文为生。在鲁迅、郑振铎的督促下,翻译了尼采的一些著作。抗战爆发后,又辗转于武汉、长沙、重庆、昆明,四处颠沛流离,直到1948年被国民政府派到印度教学。1949年后,在一个法国女人开办的教育中心任职,这位法国人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时,为响应中国共产党之呼吁,印度国大党开始组织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于1938年9月踏上中国的土地,1942年12月因过度劳累和伤病不幸逝世。在此期间,他穿梭于根据地后方与抗战前线之间,为救治中国军民和加强医院建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艰苦的抗战生涯也不乏温馨与美好,柯棣华大夫与郭庆兰女士相识于1940年6月,
案头放着一册厚书《滨湖人物》(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编者为无锡市滨湖区政治学习文史和社会法治委员会。序言开篇:“滨湖,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孕育、寓居、安息了众多名人。”又言:“事有不可忘者,有不忍忘者。丰功伟烈,模范斯民,不可忘也;深仁厚泽,沦浃斯民,不忍忘也。不可忘与不忍忘,流连爱慕,颂祷无穷,盖千百年如一日也。”掩卷沉思,感慨万千,想起山东大学历史系许思园先生,无锡就是先生的故乡。1974
幼年时期 吾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正月十八日卯时(阳历3月1日),在南浔老宅。吾父时年三十六岁,尚无子嗣。前母邱太夫人遗有一女,吾母邢太夫人是继室,生吾时年二十六岁。父初得子很高兴,命名曰延年,字公寿,号子美,取《荀子》“美意延年”之意。时家中人口不多,父母及姊共四人。父亲时为邱氏外婆家石门洲泉镇协泰典当管总,年收入约有二百余元。 次年八月,长妹延琪(子瑶)生。越两年,三妹延珠(子
张仃和丁聪都是著名画家。也许是因为名字中都带“丁”字,也许是因为年龄、个头相仿,也许是因为都画漫画,美术圈外的人有时不免将他们混淆,以为“小丁”即是“张仃”。然而,他们确是两个人,而且是好朋友。 两人出道都很早,性格、气质及人生经历却大不相同。张仃是东北流亡少年,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一度穷困潦倒,狂放不羁。丁聪则出身于艺术家庭,父亲丁悚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沪上著名漫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的第一块“
著名的湖南籍编辑家章仲锷是“京城四大名编”之一,他工作认真负责,在妻子口中是“看稿机器”,编辑圈里还流传着很多关于他因看稿过分投入而闹出的笑话。他曾在北京出版社与刘心武等人一起办《十月》杂志,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十月》杂志在文学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章仲锷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杂志编辑部后,很快成为编辑部的得力干将,经他之手编辑的刘心武的《钟鼓楼》获得茅盾文学奖;他根据龙世辉离任前的推荐,发
得悉美国著名汉学家谷梅女士逝世,伤感之余,感念她曾数度邀我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下称“中心”)演讲,同时也更加感怀一个时代的远去。 谷梅女士(Merle Goldman,又译古梅或梅尔·戈德曼)是波士顿大学中国历史学的终身教授,从1972年到2001年持续任教多年。她还身兼中心的研究员,其后一直在那里工作到2014年,是研究中国当代思想史的著名学者,2023年11月16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
梅维恒(Victor H. Mair,1943—)是美国汉学家、翻译家,现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他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集》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致力于向西方读者展示中国文学的全景图,成为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古典文学、白话文学,或者精英文学、民间与通俗文学的权威工具,在中西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梅维恒在《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集》中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诗文词曲,他还特别关注中国的民间与通俗文学以及
由洛夫、张默、痖弦创办的《创世纪》诗刊走过了近七十年的历程,创造了两岸诗坛和华语诗坛的一个奇迹。作为一份对两岸文化交流起过积极作用的刊物,这件事值得两岸诗歌界人士和读者的关心。在此,本文试对《创世纪》创刊及半个多世纪的主要历程进行回顾,就正于方家。 一 1949年6月,二十出头的洛夫带着母亲为他准备的简单行李及艾青、冯至的两本诗集,从衡阳火车站挤上一列运煤的火车抵达广州,7月转乘运输舰到台湾基
朱炎先生字南山,据家谱所载,为朱元璋后代,1936年旧历六月六日生于山东省安丘县朱家埠,曾任台大文学院院长等职,2011年12月25日辞世于台大医院。先生辞世后,我写了《酒入愁肠总成泪,千古寂寞一朱炎——朱教授南山先生事略》(以下简称《事略》)作为悼念,并随讣闻寄发亲友。标题中的“酒入愁肠总成泪”是他一本书的书名;“千古寂寞一朱炎”是他交代我在他死后为他的墓碑所题之句。我用这两句话作为撰写《事略》
二十世纪的哲学思想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我们更深地意识到,语言不只是传情达意的工具,也是思维的界限。有什么样的语言才有什么样的思想,现代语言与现代意识是一体之两面。所以,就现代文学而言,“怎么说”的重要性不亚于“说什么”。江弱水教授的《天上深渊:鲁迅十二论》(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既论及鲁迅“说什么”,更聚焦鲁迅“怎么说”。他将鲁迅的文本擘肌分理,对交织在一起的话语困境与生命困境抽丝剥茧,
十一:中国的经济伦理 《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这本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试图解决市场经济中道德位置的问题,特别试图解决转型期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经济道德问题。因此,我一直非常关注此书,但国内经济学界与经济伦理学界似乎还很少有人认识到此书的价值所在。 马克斯·韦伯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一切有道德取向的行动,都可能受两种根本不相同的、不可调和的准则的支配,即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我简单
一般认为李商隐的诗 “哀感沉绵” “宛转动情”,但李诗其实并非一意婉约、缠绵。李商隐集中不少咏史诗持论极为严肃,因为受中晚唐政坛党争牵连,一生沉于下僚,受人挤对,颠沛流离,诗中故而常有愤激的表达。古人说“诗可以怨”,积怨深广就可能升格为愤和恨,南朝江淹《恨赋》追溯一众历史人物的生平,感慨命运的不公,颇多不平之气。李商隐“此情可待成追忆”是怨,“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则已转怨为恨。在宣泄心
侦探小说诞生于1841年,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篇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文学舶来品,1896年,张坤德于《时务报》第六至九期发表《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该小说是翻译自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中的《海军协定》(The Naval Treaty),有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翻译进入中国的侦探小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受日本同类型小说翻译与命名的影响,国内多将“侦
岳麓山有多高?三百点八米的海拔,实在算不上有多高,但在无数人心目中,却是难以逾越的巅峰。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感觉?从不同的视角来看,或许有不同的答案。这里试着从风物、文物、人物这几个维度,来对岳麓山进行一番品评。 麓山风物一幅画,这幅画是美妙绝伦的山水画卷。岳麓山山环水绕、山清水秀,满山参天古木,满目葱茏景色,绝胜之处,风景如画。岳麓山兼峰、石、泉、溪、林、洞、湖于一体,集奇、秀、幽、静于一身,
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古今图书集成》,此为第四个印本,也被称为“中华版”,因影印底本为版本价值颇高的铜活字初印本,抄配部分以文澜阁藏本补足,增加了石印本的考证内容,影印清晰,购买成本低等因素成为目前最通行的版本。 不过中华书局影印底本《古今图书集成》的流传始末尚有争议,中华书局是如何获得此书?此书又是如何从北京流落到了上海? 关于中华书局如何获得此书,有学者称:“1933年,上海
买了新的帆布包,图案是《千与千寻》开篇第一个镜头的花束。千寻跟随父母前往新家时,躺在车后座,双手紧握朋友理纱送的花,将头埋在花瓣里,一个颠簸,千寻将头从花束中抬起。妈妈说,新学校挺漂亮。躺在后座的千寻直起身子朝外张望,脸贴着玻璃吐舌做鬼脸,复又躺下,对着花小声嘟囔,以前的学校比较好。惊觉花蔫了,她大惊小怪,探身向前说,妈妈,花快枯了。妈妈淡淡回答她,都怪你握得太紧,到家以后剪短花茎,插在水里就好了
多年以前,当记者门多萨采访小说家马尔克斯时,马尔克斯直言不讳地指出卡夫卡使自己“发现成为一个作家的禀赋与潜能”,可以说没有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没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后来的魔幻现实主义。不仅是马尔克斯——这位二十世纪拉美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对卡夫卡始终怀着钦佩与敬仰之情。即便心高气傲的福克纳、才学渊博的博尔赫斯,以及学识卓著的昆德拉,这三位世界文坛赫赫有名的文学大师也无法掩饰对卡夫卡的仰慕与敬
一、侦探的故事 父母都是文科,父亲出身中文系,母亲外语系教英文,家中自然会有几大书橱的小说,理工类图书却一本也没有。当然我也就近水楼台,将书橱里的小说读了个遍,尤其是翻译小说。记得有一阵特喜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及霍桑的《红字》,在我的感觉中,前者是蓝银色,冰雪般的清澈,后者是暗红色,深邃而阴郁,两佳作正处于色彩光谱的两端。 母亲的好友陆慧英,单身未婚,是数学系老师,觉得我“尚可救药”,想
“间谍”是个亮眼的词儿,提起它,多数人的脑海里会闪过训练有素、机智神勇、临危不惧、风采照人等一连串漂亮的形容词。对,就像007那样,英俊潇洒、身手敏捷、沉着勇敢,常常能够出奇制胜。 呵呵,这是电影看多了。其实,间谍是隐秘从事情报窃取工作的人。他们的行为根据不同境况,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反面的。因此,间谍是一个可正可邪、可黑可白的中性词,不发光,也不发热。 007
《烛之武退秦师》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第一段共二十五个字,以“晋军函陵,秦军氾南”作结,简短的八个字,却为下文郑国形势危急蓄势。据注释,函陵是郑国地名,在今天河南新郑北;氾南是氾水的南面,也属郑地。查阅春秋时期地图,函陵、氾南位于郑国北部;郑国地处中原,一马平川,一旦秦晋两国攻下函陵、氾南两地,便可长驱直入,郑国危在旦夕。这些也体现在第二段佚之狐与郑伯的对话“国危矣”三字中,这一年为公元前63
创作《彼时此时:马基雅维利在伊莫拉》(下称《彼时此时》)(1946)和《卡塔丽娜传奇》(1948)这两部历史小说时,毛姆已逾古稀,他的创作在经历了“灼灼其华”的绚烂之后,渐渐平息,归于宁静。 1502年,《彼时此时》的故事发生年代。情节在其时的佛罗伦萨和伊莫拉之间铺陈。人物并不复杂: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外交官带领十八岁的助手皮耶罗出使伊莫拉,与伊莫拉公爵和商人巴尔托洛梅奥及其妻子奥蕾莉亚等人之
虽然离开关西大学有四年之久,我还是会偶尔想起沈国威老师曾在课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饿死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吃番薯呢?”话语中带着一点“何不食肉糜”的气息。不过,座中的年轻学生未必了解中国历史上那段荒诞的饥荒史,大概也未必能读出空气中“何不食肉糜”的况味。眼看没人能领会自己的冷笑话,沈老师才开始一本正经地梳理“番薯”的历史。番薯在日语里常称作“萨摩芋”,又被称为“アメり力芋”“琉球芋”“唐芋”等,名
从硕士课程到博士课程,王晔在我门下专研。 我所研究的社会学在日本被视为“人间科学”的一部分,和正统观念相比显得有些异端,这很适合王晔,而我的研究室氛围活跃而独特。社会学的出发点是对人具有强烈兴趣,而对人有强烈兴趣与关心的最富表现力的武器是语言。在我看来,王晔最优异的能力正是在语言方面。王晔的日语出类拔萃,我更强调的是,对于通过语言可能得到表现的事象的局面,她切实地具有纤细的感知和准确的理解能力。
文胜的《花非花:从文学到电影》《归去来:从剧作到银幕》两书即将出版,嘱我作序。我说:“你高估了我的水平,文学艺术我是外行。”他却说:“我们有交情,作为朋友,写几句作个纪念。” “我们有交情,是朋友”,这话不假。 2005年年初,我从湖南省教育厅调到湖南师范大学工作。当时,湖师大化学化工学院沈文胜教师刚从印度、日本回校,由他编剧、导演的《归去来》获得两项国际电影奖。我想,一位化学教师,学的是化学
2003年起,香港特区政府逐步开启“自由行”“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开放内地学生来港就学,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2010年,我从内地考入香港的高校求学,到如今也过去了十多年。 正如上一辈人对粤语歌的印象由张国荣、谭咏麟、Beyond等天王巨星构成,“90后”一代的集体记忆中,想必陈奕迅是绕不开的。这位被誉为“张学友接班人”的新一代歌王,坐拥许多首传唱度高、脍炙人口的代表曲目,如《十年》《浮夸》《K
《拾零新集》这本书如朱先生在自序中所言,为“《随笔》文丛”之一种,内容很杂,“有述往事的,有怀故人的,有读书笔记,有给朋友和自己的书写的序,有正正经经的议论,也有和人开玩笑的文章。总之,杂得很”。在这杂多的文章中,我首先爱看的是述事怀人的文章,大概因为这些正是袁枚所说的言情之作。如《遗札盈箱有泪痕》一篇记载,在收到朱正先生寄送的研究鲁迅回忆录的稿子后,冯雪峰先生写给朱先生一封信(1976年1月5日
1999年年初,日本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出版了著作《什么是最好的父母》,2020年,该著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回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的日本,似乎仍处于经济发展相对繁荣的尾声时期。经过高速成长期的发展,明明物质条件更好了,生活更加便利了,孩子的问题反而更多了。按照河合隼雄自己的一些时间记忆点来梳理, 1997年可谓父母焦虑凸显的年份之一,因此,该年日本神户发生了青少年连续伤人甚至杀人事件。此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