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为国家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财政运行关涉着资源优化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要议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部分地方财政面临着收支失衡和债务风险扩大等问题,迫切需要推进运行模式转型。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地方财政内嵌着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两对重要关系,承担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保障公共服务和促进统一市场建设等重要职能,由此形成了竞争、保障和协同等不同的政策取向。据此,在综合权衡三种政策取向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既有实践经验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转型路径。在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方面,由有形要素转让向无形要素运营转型;在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方面,由基础设施建设向新兴产业引导转型;在培育发展环境方面,由政策优惠“洼地”向发展环境“高地”转型。
摘要: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探讨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对企业供应链配置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留抵退税会显著降低企业供应链集中程度,推动供应链配置多元化。该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并在东中西部地区、供应链上下游、产权性质、企业发展阶段等方面表现出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三条中介效应路径:留抵退税政策可以增加企业现金流,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留抵退税政策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交易成本,增强企业商业信用;留抵退税政策可以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提高产品竞争力,最终优化供应链格局。
摘要:工业机器人应用改变了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和工资分配方式,对我国不同工作任务劳动力工资收入产生巨大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调节不同工作任务劳动力工资差距。研究发现:(1)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扩大了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员工工资差距、管理层与普通员工工资差距,但未对高低学历员工工资差距、技术部门与非技术部门员工工资差距产生显著影响。工业机器人技术更具任务偏向性,而不是技能偏向性。(2)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生产与非生产部门员工工资差距的扩大效应仅体现在工作任务的分担上,并未造成大量失业现象,对管理层与普通员工工资差距的扩大效应体现在提高了管理层人员薪酬水平,未对普通员工产生较大影响。(3)普通员工议价能力的提高能够削弱工业机器人对企业内部工资差距的扩大效应。
摘要:数字经济下涌现的大量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的重要补充。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2018年、2021年的三期数据构造混合截面,探究非正规就业对代际流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非正规就业显著地提高了代际流动,主要表现为增加了代际向上流动的概率;工作自主效应是非正规就业促进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非正规就业促进了农村、非党员和低学历群体代际向上流动;无雇员的个体工商户促进了代际向上流动,无固定雇主的零工、散工抑制了代际向上流动,并且前者的促进效应是后者抑制效应的1.91\~2.05倍。
摘要:数字独角兽企业具有高创新性、高成长性、高潜力性特征,是驱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如何优化数字生态系统促进数字独角兽企业诞生是亟待回答的重要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41个国家为案例,分别探究单个数字生态系统要素是否是产生高数字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必要条件以及数字生态系统要素对数字独角兽企业数量的组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一定水平的数字能力与数字应用是产生高数字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必要条件,其中数字应用的重要性程度最高。(2)存在两条产生高数字独角兽企业数量的组态,分别为数字规制缺位下的数字应用主导型和数字基础与数字能力主导下的数字应用驱动型。(3)存在三条产生非高数字独角兽企业数量的组态,与高数字独角兽企业数量的产生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4)数字规制与数字能力在提升数字独角兽企业数量方面存在替代关系。
摘要:推进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党中央着眼于当前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从微观角度来看,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能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均受益,有利于个体消费和投资增加;从宏观角度来看,通过分析纳入政府补贴的拉姆齐模型发现,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激发消费和投资活力。若能实现政策常态化开展,则补贴政策的“激活”效应更强。在居民收入增幅放缓、消费和投资意愿不足等因素制约政策效果的条件下,应从多渠道提升消费者和企业信心,推动补贴政策持续发力等方面发挥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最大效应。
摘要:劳动报酬份额是体现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和研判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指标。基于数据修订和多维结构分解视角探究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升降背后的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具有明显的修订效应,呈现U型变动规律,当前处在U型变动的右半支上升区间,且逆周期特征明显。(2)产业和机构部门结构效应对劳动报酬份额的拉低作用大于水平效应的提升作用,且水平效应在劳动报酬份额上升阶段的作用大于结构效应。区域内部劳动边际生产率水平的变动对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具有决定作用。(3)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和产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和中西部地区增加值占比的提升、非金融企业部门内部劳动生产率和政府部门增加值占比的提升是当前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上升的主要原因。
摘要:利用2007—2022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土地交易微观数据,实证检验差别化以地引资策略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显示:差别化以地引资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差别化以地引资策略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且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低价大规模出让工业用地来招商引资的动机逐渐减弱,而差别化以地引资特征逐渐明显;差别化以地引资策略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制造业集聚效应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三种渠道作用于经济发展质量,制造业集聚效应在差别化以地引资策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中发挥主导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差别化以地引资策略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在产业、行业、城市以及土地供给松紧程度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差别化以地引资策略推动了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但对第三产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尚未凸显,并未形成产业发展的“由二进三”现象。
摘要: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河南西峡县发展先进制造业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基本特征。通过构建基于合供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组织印记和创新注意力在各个阶段如何影响西峡县的决策与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西峡县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具体路径以及县域如何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县域产业发展一般可归纳为早期发展、进一步发展和产业集群发展三个阶段,县域的组织印记与创新注意力在各阶段的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同县域资源虽有不同,但通过全域合供可以有效引导县域内各主体的广泛参与、不同资源的合理优化并实现各主体共同价值,进而推动产业高效持续发展。因此,县域组织需厘清组织印记与创新注意力二者相互影响的内在逻辑,通过县域合供实践促使二者不断迭代凝练并形成具有县域特色的组织印记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