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铁樵在钱基博《武侠丛谈》序中所言:“童子于古书无不喜《史记》,于《史记》无不喜游侠、刺客诸传。谈荆轲借樊将军头,白衣冠悲歌渡易水,非甚窳懦,必愕眙震越,慷慨之气,现于眉间。是可知勇为达德,实与有生俱以来也。”“《儿女英雄传》,小说之谈武侠者也。儿时读书村塾,夏夜纳凉,尝为田舍郎道十三妹事,听者眉飞色动。虽词俚意浅,而通俗逮下,则为高文典册所勿如,意颇自信以为小说可为,易能,而又有功。”如此,自《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我读过不少,武侠电视剧也看了好几部,然而对于作者金庸却知之甚少。这位人称“金大侠”的作家,名气已经大得很,但我在心里老琢磨着:金庸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其实人大都一样,但不知为何,对于有名气的人,如他长得多高、多大年岁、模样究竟如何,这些问题会自然从心里生长起来。的确,在我见到他本人前,印象始终是模模糊糊的。 缘,犹如一张网,机会因缘分而降临。1999年10月20
1996年9月,我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同人到浙江湖州市长兴县考察,因而结识了时在湖州市外办工作的张建智。考察过程中,当他得知我也是出生于南浔时,即引为乡亲。由于我在1956年不满十二岁时就离开家乡到了上海,加上我祖籍为绍兴,到父亲这一代才迁入南浔,故我对故乡知之甚少;而他家世居南浔,在湖州工作生活的时间较长,使我倍感亲切的是,他经常告诉我不少我离开家乡后的旧闻新事。言谈之间,方知他早已垂
江湖的侠影有多轻盈,现实的重力就有多沉重。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曾讲过自己对现代性的诸种隐忧。其中一重隐忧是英雄维度的失落与更高目标的不再。人从传统世界观中脱离出来,开始怀疑任何不证自明的伟大秩序。这种怀疑让人可以自由自在地选择任何想过的生活,也使人“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激情降到冰点,永恒被速朽替代,生活只有平庸和琐碎。“工具理性大行其道”是泰勒所说的另一重隐忧。当社会结构
一 有功能学派文化人类学开山祖师美誉的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说过一句十分浅显又十分正确的名言:“人类极其关心的是传种与营养。”他所说的“营养”,指的是人们为维系生命发展基本需要和能量消耗所必要的食料摄取;而他所说的“传种”,则是人类为了生命延续而生产自身——使自己的生命基因通过婚媾孕育下一代以保证种的延续。这一相同的看法,在中国,至迟于两千多年前便见于文献记载了,“食、色,性也”,“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文章开头写道:“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纪念白求恩》是毛泽东在白求恩去世后应约而写作的一篇纪念性文章,最初并非以现名写成,而是以《学习白求恩》为题创作的。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不幸逝世。11月17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率晋察冀军民在河北省唐县于家寨为白求恩举行了
作为长沙起义领导人之一,龙璋一直被看作湖湘地区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辛亥革命后,他率军平定湘西,为护国战争筹款,大力支援革命事业,章太炎称其“晚乃佐革命,不大声色,而功与开国诸将齐”。实际上,龙璋还是一位深耕传统学术的学者。今偶见其所辑《小学蒐逸》一书,所辑小学书凡七十六种,洵古代小学书之大观。如今此书却晦没不显,殊为可惜。 龙璋(1854—1918),字砚仙,号特甫,别号甓勤,晚号潜叟,湖南攸
某拍卖会上出现一通胡适写于1947年1月9日的信札,内容乃是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商洽印行北大《国学季刊》事宜。据笔者查证,此信未被《胡适书信集》《胡适全集》收录,即便由台北胡适纪念馆编印、于2018年正式出版的《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中也未收录,或为“佚信”。且翻检胡适日记、年谱等基础文献,也均未见提及此信及相关事迹,可知这一通“佚信”的出现,不但对如今通行的胡适书信集有“补全”之价值,对于研究
关于郑振铎与顾廷龙的关系,学界鲜见论说。我仅见者为郑振铎研究专家陈福康写的一篇专文,先后以不同题目收入《顾廷龙先生纪念集》和《郑振铎论(修订本)》两书,此文系作者特为纪念顾廷龙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所作。陈福康文中也引用了顾廷龙的日记,但数量不多。202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厚达一千余页的《顾廷龙日记》。 在此之前,陈福康只能转而从他人日记中寻找资料。如关于郑振铎与顾廷龙的第一次见面,陈福康根据顾颉刚19
一 美国人费正清是一生同情和理解中国革命的著名汉学家。1932年年初,在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费正清以搜集毕业论文资料的名义来到北平,同年6月,费正清和费慰梅在北平结婚。据梁思成回忆,大约在1933年,在“北京美术俱乐部”的一个画展上,梁氏夫妇和费氏夫妇第一次见面,他们一见如故,接着发现彼此居住的地方距离很近,都住在北总布胡同,于是他们你来我往,互相拜访,最终成了终生的朋友。费慰
金天羽(1873—1947),又名天翮,字松岑,在他的时代的确大名鼎鼎,我们可以列举与他相关的几件事:清末“苏报案”发生后,多次到狱中探视章太炎、邹容;创作小说《孽海花》前六回,旋因小说非其志业,而由曾朴续补;以“爱自由者金一”笔名发表清末重要女权论著《女界钟》,他本人则是清末著名女报《女子世界》的灵魂人物;在家乡江苏吴江创办同里自治学社、同里明华女校,开当地新式教育之先河,而在自治学社基础上成立
明清时期广为流传的《增广贤文》列有这样一副对联“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以为是欧阳修所撰,虽然毫无根据,却以讹传讹,使得当今网上也言之凿凿,谬种流传。其实,这副对联的下联语出司马光。《宋史·司马光传》云:“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司马光是个道德君子,当了宰相却有点固执死板,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王安石的新政,一律推翻,坚持己见,固执万分,有一次把苏东坡气得在背后直呼“司马牛,司马
我跟裘士雄相识近半个世纪,但由于绍兴、北京两地相距一千三百多公里,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他似乎是学丝绸出身,1972年调入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一切相关业务知识都要从头学起。“会稽子弟多豪俊”,他就像春蚕结茧一样,拼命吞嚼着知识的桑叶,终于吐出了质地细腻的学术蚕丝,在鲁迅研究领域织出了锦绣华章。我比士雄虚长两岁,在史料研究方面堪称同好。搞史料的人是寂寞的,虽然有人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
岳麓书社2023年推出新版《湘绮楼日记》。这部日记的作者王闿运(1833—1916)是湖南湘潭人,字壬秋,号湘绮,居室名为湘绮楼,为近代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和诗文大家。王氏为清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入肃顺、曾国藩等人幕府,长期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长沙思贤讲舍主讲等,民国初年一度担任国史馆馆长,所著《湘军志》《湘绮楼诗文集》等均有盛名。今存《湘绮楼日记》起于同治八年(1869)正月初四日,止于
幼年读书,始知蜀人苏东坡。一直到青年时代,我总以为苏轼、苏东坡不像是同一个人,很难将其合二为一。后来了解他多一些了,我就以为,这个人的前半生是苏轼,后半生才是苏东坡。 正直之人,心直口快,加之木秀于林、才高于人,于朝堂中多半会陷入“举步得狼狈”的境地。苏东坡渴望远离官场这一风波险恶的场域,但却始终没有像他所倾慕的陶公那般挂冠潇洒而去,与桃花共俯仰,同枯荣,他终其一生沉浮挣扎于云诡波谲的宦海,漂泊
《晚明散曲研究》是青年学者王静博士新近出版的一部专著,该书从大量一手材料出发,对晚明散曲(包含散曲作品、散曲理论两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不仅区分了散曲史上的“晚明”与“明末”,重新定义了散曲史上的“晚明”概念,更打破了晚明即“南曲时代”的固有认知,重新书写了繁复多变的晚明曲坛史,相信会对当下的明代散曲研究、词曲研究的守正创新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程华平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提及其最初对这一选题的担心,认
他,中国现当代诗人,十八岁发表第一首诗,一生笔耕不辍,直至八十八岁逝世。书籍是他毕生所求,诗歌是他毕生所爱,在诗与书的陪伴中,他度过了多磨多难而又自甘寂寞的一生,将读书视为“生活里最高的享受”。他就是——彭燕郊先生! 一 爱书之人称买书为“淘书”。“淘”就是经常流连于路边小摊、古玩市场、书市之所,从万千纷繁复杂物品中淘到一本找寻已久的孤本、珍本。彭燕郊讲自己找不到书的状态:“要是找不到,就会整
我为《二泉映月》试填之词,今有男声、女声演唱版在网上流传,浏览量过亿,质疑声也不少。为此,我写过一篇五千字的《关于〈二泉映月〉填词答网友》,包括“名曲填词的价值之辨”“《二泉映月》的主题之辨”和“瞎子阿炳的人设之辩”。白话填词,本不必注释,就算误读也误不到哪儿去。今闲来无事,加几条自注,好像也不算多余。 二泉映月, 一城知音半城苦。 一根苦竹, 替我探问人间的路。 泉水悠悠寒与暑, 月
一 士而不仕,谓之处士。读了书又不去做官,持节守志,自甘老于林泉,在古代中国,这种人多为品行高洁之士,即使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旧史书,也不能遮掩他们的光辉,在汗青上留给他们一席之地。《后汉书》有《逸民列传》,逸民者,处士也。“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朝廷举拔逸民,让他们到朝廷做官,这是皇帝的一项德政。但多数逸民并不应征,不肯做官,不给皇帝面子。 东汉桓帝年间,尚书令陈蕃上疏给朝廷推荐了五名处
“皇宫招收一批太监。这句话有没有毛病?”一个小朋友问我。 我回答:应该是想说,皇宫缺太监,要招一批男丁进宫当太监。但歧义是明显的,好像太监们早已散布于民间,现在皇宫一声令下要召集他们进宫。你听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这是《上下五千年》里的一句话。小朋友眨眨眼睛,指指腰封上的文字——“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少儿通俗历史读本”,一下子唤醒了我的记忆。从1979年问世算起,这部书倏忽已走过近半个世纪。我这
晚清以来,长眠待醒的“睡狮”乃至于“睡眠”意象逐渐成为代表中国的主要政治符号和文学形象之一。国人对这一意象的接受过程,蕴含着对中华崛起、民族复兴的强烈期待和坚定信念。这种情绪和理想不仅时常出现在政论文章之中,也出现在政治小说、科幻小说、寓言小说等文学作品之中。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陈景韩的《催醒术》、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和《新中国》、天醉的《催醒术》等幻想文学作品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这些诞生
体育比赛中,甲队已九十五分,乙队只有五分,比赛时间仅剩十分钟,任乙队怎么努力也赶不上,胜负没有一点悬念,双方实际上都放弃比赛了,只是换上替补队员练兵而已,观众也失去兴趣,此十分钟即“垃圾时间”(Garbage Time)。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中,后来推广至其他体育比赛,新近又成为历史领域热词。 什么是历史的“垃圾时间”?众说纷纭,似乎主要指王朝末期。我想,将“垃圾时间”概
一 2011年,我在美国的网上中文书店购买了朱正先生的《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我一直很珍惜这本书。这些年,也读过一些其他作者写的鲁迅传,如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倪墨炎、陈九英合著的《鲁迅与许广平》等,有的书长于对鲁迅的思想分析,有的书则资料不够翔实。朱正《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可谓集大成者,他
《价值》一书出自投资界传奇人物张磊之手。我不是职业投资人,甚至连炒股都不会,但无意中拿起了这本书闲读,便再也放不下了,开始喜欢上这本书以及作者这个人,完全是从闲读的角度,与那些急功近利、热切地想要从书中寻找发财致富道路的人根本不同。让我喜欢的原因之一,恰恰是翻遍全书都没有嗅出一丝铜臭味,反倒从字里行间识出许多人性的光辉,远胜于某些名噪一时的作家作品。原因之二,当然是书中透出的人文精神与格局。原因之
《万古云霄》是陈之藩的随笔集。陈之藩是电机工程教授,曾经在中、美多间大学任教,主持创立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电机学院,著有电机工程论文百余篇及《系统导论》《人工智能语言》等专著。同时他文笔极佳,其散文曾经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出版有《旅美小简》《蔚蓝的天》《剑河倒影》《思与花开》《时空之海》《在春风里》《一星如月》《万古云霄》《看云听雨》《寂寞的画廊》《散步》《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陈之藩散文》等散文集。
作家与读者的相遇,铁定是碰得上或碰不上的缘分,与作家朱小棣老师的相遇就是碰上的缘分! 我认识朱小棣老师好多年了。当然,这个“认识”不是面对面的。我是读他的书而认识了他,于我而言可谓神交。 第一次得知朱小棣老师,是通过他的书话系列第一部《闲书闲话》(其他还有《地老天荒读书闲》《闲读近乎勇》《等闲识得书几卷》《域外闲读》和《闲读闲记》等)。我本来就喜欢阅读书话,朱老师的书话有鲁迅文章的神韵,文章都
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最有成效的当属矿业,这与湖南矿藏丰富密切相关。在湖南的矿藏中,尤以铅锌矿、锑矿藏量为最。其中,常宁水口山铅锌矿闻名世界,而锑矿则有锡矿山矿区及板溪锑矿区。 在中国锑矿业的发展史上,梁焕奎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人物。梁焕奎,湘潭人,祖籍桂林。1852年,当太平军围攻桂林时,梁焕奎的祖母携家北迁至湘潭,而在桂林原籍的梁氏祖宅里,后来也诞生了近代史上的另一个名人,即梁焕鼎,字漱溟。191
晚清知县是清朝地方吏治中的一个很独特的群体。作为清朝政治体制的“神经末梢”,“州县官贤,则民先受其利;州县官不肖,则民先受其害”(雍正谕旨)。知县居官优劣直接关系政权基础、天下兴亡。一方面,他们独揽地方大权,是“一线指挥部”;另一方面,他们一旦出了问题就再找不到别的“背锅侠”。晚清知县群体的来源混乱,素质能力更是参差不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用在知县身上也差不到哪里去。晚清知县腐败更为普遍
读《诗经》:为何而读? 要提升文化水平,请读《诗经》;要增强文化自信,请读《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诗歌的源头,所写两千多年前各种生活情景、人生情怀至今鲜活,所用语言很多已成为日常的成语。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正如流沙河先生《流沙河讲诗经》“绪论”中所讲:“这个‘言’,当然是指你说的话比较文雅,也比较有趣味,显得有根据,能表现出你这个人有比较好的文化背景。”
去年金秋,四年未能回国的我,终于回去参加了国内数个大学举办的海外华文文学会议,在会上见到南京大学叶子铭先生的几位高足,他们已经是学界的精英和学术标杆,其中有些人也是我的好朋友。当我在各种学术氛围浓厚的场合看到叶子铭先生的学生们的身影,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叶子铭先生的学术生命依然长存不息,并持续影响着后人。叶子铭先生生前曾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带头人、著名的茅盾文学研究专家、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他
学友文华兄有感于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岳麓书院时对《岳麓书院记》中“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的欣赏和赞扬,认为意义非凡,我辈当深刻领会,并认真做点文章。于是,不久便以其对湖湘文化的钟情和理解,申报选题“传道济民与湖湘文化”,约我为之撰稿。 兹事体大,我感激学友信任之余,一时竟觉得这“传道济民”与包罗万象的“湖湘文化”不仅似乎难以黏合,且很难诠释二者之间的联系。然文华兄开导说:“‘传道济民’既是
柴达木盆地是中国四大盆地之一,也是地势最高的封闭性巨大山间断陷盆地,属于高原大陆性气候,以干旱为主要特点,气温变化剧烈,风力蚀积强烈。盆地内生态呈多样化特点,东部尚有大片农牧绿洲,西部茫崖地区却是类火星、类月球地表,不适宜人类长期生存,曾被称为“生命的禁区”“地球上的火星”或“地球上的月球”。 漫长的两千余年时光里,对于青海高原有记录的最早的一则笔记,见于东晋高僧法显所撰《佛国记》:“上无飞鸟,
丸泥欲封紫气犹存关令尹, 凿坯可乐霸亭谁识故将军。 这是康有为为张钫“蛰庐”题写的一副对联。此联用了四个典故,“紫气”“凿坯”“霸亭”分别是老子、颜阖、李广的故事,其中老子、李广的典故较常见,稍有文史常识者不难想到。对于“丸泥欲封”,《联语蛰庐:千唐志斋楹联书法集读》称:“老子得道家奥妙,大丹将成,丸泥(宫)欲封。”此说不知何据,应非联语本意。“丸泥”当是《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请以一丸泥
在中国文学史上,“霸王别姬”最早见于陆贾的《楚汉春秋》,在司马迁《史记》中亦有详细记载。自此,“霸王别姬”便成为文学创作中的经典题材,被历代文人以诗歌、戏剧、小说等形式不断重述和演绎。莫言的话剧剧本《霸王别姬——英雄、骏马、美人》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先锋的创作姿态,重新诠释了这一历史悲剧,使其在现代舞台上焕发出新的光彩与活力。作家不仅再现了经典历史故事,更通过大胆的虚构和创新,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和意
中国传统上用两个汉字合为一个汉字注音的反切注音方法存在繁琐难学的弊病。晚清闽南人卢戆章首创汉语拼音方案,为我国语文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卢戆章,生于1854年,十八岁参加童试,却名落孙山。受当时闽南人下南洋潮流的影响,二十一岁那年他赴新加坡边打工边学英语。四年后,他回厦门落脚鼓浪屿,开始对中国语言的研究。卢戆章走出这一步,与卜居当地的英国传教士约翰·麦嘉湖有关。麦嘉湖曾经编纂了一部厦门方言词
杨炀的《胡适佚信两封考释》一文(见《书屋》杂志2021年九期)刊登了两封胡适佚信,分别为致丁燮林和致邢契莘。其中,致邢契莘一信披露了民国三十五年(1946)邢契莘为女儿邢文卫借读北京大学向时任校长胡适请求一事。其起因则是在重庆大学就读的邢文卫于该年暑期到塘沽省亲,后由于北平飞渝飞机稀少票价过高而无法回渝,遂想就近申请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四年级借读;胡适则在回信中委婉表明北大没有借读名额,并同时在信中为
马瑞辰是清代著名经学家,专攻《诗经》一书,成绩斐然,撰有《毛诗传笺通释》(以下简称《通释》)。 桐城学者大体上主张以明经求义为宗旨,以汉辅宋。在马瑞辰入京于嘉庆十年(1805)考中进士之前,其所受学术浸润,已是“汉宋融通”。“桐城派三祖”之一姚鼐于《再复简斋书》言“程、朱犹吾父师也”。清末学者马其昶在为马瑞辰所作《赠道衔原任工部员外郎马公墓表》中云“桐城先大师皆涉义理为教,其渐染考据者寡”,由此